■朱昌俊

据报道,“我儿子准备用公款招待亲戚朋友,请组织上提醒他不要犯错误!”农历正月初六,湖北蕲春66岁的高婆婆一大早就来到县纪委,向值班人员反映其儿子的违纪倾向。获悉情况后,当地纪委迅速安排驻县交通局纪检组对当事人进行廉政提醒谈话,将可能发生的公款吃喝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

因为母亲的举报反馈,儿子的公款招待行为得到及时的制止。从结果上来看,这名母亲“举报不避亲”的行为确实称得上是一种“双赢”,既阻止了儿子的违纪倾向,在客观上也保护了自己的儿子。这与此前有女儿举报自己父亲酒驾,算得上是同一性质。不过,对于这一个案之于反腐的意义,尚需警惕刻意的拔高,过度放大其可借鉴性。

从不少被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家属与公职人员一同陷入违规、腐败泥潭的不少,甚至一些案件中,有官员家属还走在了前面。从这个角度看,公职人员家属的廉政意识,以及对纪律、法律的认知程度,确实也能够影响到官员的行为。在此意义上,多一点像高婆婆这样“深明大义”的母亲,在官员违纪违规前就能多吹吹“耳边风”,未尝不啻为是一道之于腐败的家庭防线。

可这种防线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可遇不可求。一方面,对亲人的“举报”,需要家人拥有极高的“自觉”与廉洁素养不说,也终究牵涉到伦理的争议,不是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高婆婆”,更不能苛求每位官员的家属都能做“高婆婆”;另一方面,与其说家人的廉洁意识,影响到公职人员的行为,不若说前者更受后者的影响。常识是,很难想象一名不把廉洁、纪律当回事的官员,其家属都能够抵御来自“权力变现”的诱惑。更现实的状态,只能是两者相互成全,甚至说,官员自身的行为与权力观,才是更多的影响到家属“抗腐蚀”的能力。

过去也出现过诸如儿媳举报公公等“家属反腐”的案例,但这类举报案例,与其说是家人“大义灭亲”式反腐,不若说是亲情或家庭冲突外溢后的一种偶然性结果,其与一般意义上的“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完全是两码事。而像“高婆婆”这样的终究是极少数个例,并不具有普遍性。

说到底,对官员廉洁行为的塑造,在根本上只能由对权力的制度性监督来完成。抛开制度监督不谈,任何的“创新”都有可能是治标不治本。必须认识到,“高婆婆”不常有,制度监督才是王道。比如这起案件中,在春节“反四风”如此重要的节点上,仍有公职人员敢于尝试用公款宴请朋友,当地有关部门的执纪监督是否到位,恐怕更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