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模式与道德风险仍是拦路虎

近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就个人求助信息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约谈轻松筹平台,对此轻松筹联合创始人兼副总经理于亮表示,是因为其一个项目发起人并不是被民政部批准的社团,因此不能以社团的名义筹款,现已改为以球队的名义筹款。此次事件再次将公益众筹推向关注热点。

去年8月底,民政部公布了首批13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对于刚起步的公益众筹行业来说是一大利好。但是行业发展却面临“冰火两重天”,马太效应加剧,一方面是以腾讯公益、轻松筹等大平台救助融资额度不减,而另一方面,也不断传来小平台下线的消息,因此关于纯公益模式能否持久、行业如何有效监管等问题又引发热烈讨论。

■新快报记者 许莉芸 实习生 樊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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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众筹有官方认证,发展仍属小众

去年10月,来自清远的女孩黄荣梅被确诊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置换骨髓的费用高达数十万元。当时除了社会好心人士的捐助以外,黄家人还在某家大病众筹平台上发布了个人求助信息,不久就募得善款1.2万元。

作为公益众筹领域的分支,大病众筹平台也越来越成为个人救助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公益众筹平台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有第三方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月底,国内公益众筹平台数量为18家。不过,公益众筹平台的发展仍属小众,比起奖励众筹、非公开股权融资等众筹平台动辄几百个的数量来说,公益众筹平台发展速度算不上迅猛。

值得欣喜的是,从去年中旬开始,公益众筹终于有了“正规军”。2016年8月30日,民政部等四部委发布《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同时公布了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名单,腾讯公益、轻松筹、新浪-微博(微公益)、中国慈善信息平台、京东公益等13家平台入选。

在此第二天,中国首部《慈善法》正式实施,就规定了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可以与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根据《慈善法》,若要以众筹的方式公开开展捐赠活动,理应分为救助众筹与慈善众筹两个截然不同模式。救助众筹也就是个人求助的互联网公开化。接受社会救助是个人的合法权利,而救助者对其的支持,也是你情我愿。而慈善众筹则是以众筹模式开展慈善活动。

首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得到“官方认证”,一方面将资质较差平台排除在外,压缩诈捐骗捐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规范已认定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行为,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使困难者通过合法方式“求助”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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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公益模式难持久?遭遇盈利尴尬

虽然公益众筹领域无论从成交额还是平台数量来看,都属于小众范畴,但行业发展也遭遇了冷热不均的现象,甚至常有公益众筹平台退出行业的消息。去年10月,曾有第三方的众筹月报中就曾披露过,专注做个人救助业务的“爱心筹”、“病友帮”两家公益众筹平台宣布停止运营。不过,幸运的是病友帮在濒临退出时遇到了新的投资人,于是又重新运营更名为“萤火互助”,但新快报记者发现早在年前,“萤火互助”微信公号声明表示,由于“微信支付功能无法恢复及其他问题,暂停运营”。

业内人士纷纷指出,说到底,现在大病众筹平台的发展问题还是盈利模式不明朗造成的。对于公众而言,大病众筹平台只是一个个人求助的工具,但是对于平台的运营者来说,人力和技术等都是实实在在的资金投入。

人创咨询、众筹家负责人袁毅对新快报记者表示,“房租、人力成本、运营成本等这些都是非常透明的常规性支出,依靠‘纯公益’模式,大流量平台可以存活,但小平台则难以维持。”

她表示,目前公益众筹平台的盈利基本上依靠佣金和广告收入,“佣金收入为主流盈利方式,国外的公益众筹平台一般都会收取3%到5%的手续费。”

此前,病友帮的目标就是做成综合性的病友互助平台,因此采用“纯公益”运营模式,导致其从研发到停运,平台并没有实质的收益。而被作为成功案例探讨的轻松筹,则相比其他公益众筹平台而言,有着更多的“造血”和“输血”功能。其“造血能力”在于,除了大病救助的业务板块以外,该公司还有尝鲜预售、梦想清单等其他盈利性业务,因此其他业务能够“输血”给公益性质的大病众筹业务。此外,其大病众筹平台还收取2%的手续费,其中1%用于付给微信支付,自己收取1%的费用用于维持平台的运转。

“公益众筹平台不能被道德绑架,”于亮表示,很多人将公益和慈善混为一体,认为公益就是慈善,公益不能收费用,导致公益企业没有经费做运营、做产品。“腾讯在公益这部分一年的投入就要3亿元。”他表示,人员成本投入也不是一个小数。“现在我们公司有270多个人,其中专门用来做公益客服的有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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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与监管风险成行业阻力

虽然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为公众提供了更高效的慈善方式,但近年来频繁爆出信用危机。

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上真伪信息参差混杂,诈捐现象频繁发生,导致社会公信力下降。这不禁引发思考,在求助方式多元化和公众捐款日常化之后,慈善行业的监管和规范化之路在何方?

目前,大多数公益众筹平台虽然都需要提交包括手持身份证照片、患者本人或患者与提款人关系证明、医院诊断证明、筹款使用说明等详细的审核材料,但是仍存在较多问题,比如筹款发起人信息真假难辨,存在造假信息;个别项目存在虚报、夸大筹款数额的情况;善款使用情况缺乏追踪和公开等情况。

新快报记者梳理国内十余家大病众筹平台发现,各平台的审核机制也并不相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曾对媒体表示,“腾讯WE公益”平台筹款目标在5万元以上的项目,系统会自动给推荐挂靠一家公募机构,善款直接进入公募机构账户,接受公募机构的监督和监管。

而以轻松筹为代表的一些平台,发起项目则没有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审核工作全靠平台自身的团队。其官网介绍,有一支100人的团队在负责内容的审核;若项目属实但举报人仍对项目存疑,可申请退款。

对于行业中的道德问题和监管问题,袁毅表示,国内征信体系的不完善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国外那样不诚信记录都在案,每个人都比较透明的,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她表示,除了道德层面还要加强在法律法规层面的制约,并且公益众筹规模有待提升,“很多大病都是几十万元,我们的救助都是杯水车薪。”

此外,她认为个人救助并非一次性服务,很多项目的持续性差,“比如救助了一个孩子之后,有很大进步,再走访发现孩子又退步了,救助是一次性只能解决暂时性的问题。”她还表示,救助和帮助资质也有个优先级的问题,涉及到生命的应该是优先级,应该把优先的资源用在最困难的人身上。

尽管目前没有关于个人求助和互联网公益众筹的具体法律条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张耀军律师认为,可以参照《合同法》《民法通则》《刑法》等其他现行法律法规对互联网公益众筹进行处理。

“筹款人应如实提供相关信息,否则可能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甚至诈骗的刑事责任。而平台应当对筹款发起人以及发起事项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并严格监督款项收支及资金去向,否则有可能承担相关连带或次要责任。”张耀军说,如果平台及筹款发起人违反约定或严重违反法律,则捐款人有权要求返还所捐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