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画家,曾经都有那么一本起“启蒙意义”的小册子,广州美协原主席卢延光、广州画院院长方土、画家廖宗怡、广州美院教授齐喆、广州美协副主席苏小华、十香园草堂创办人黄浩深纷纷谈起自己的“画册启蒙”。齐喆就坦言:“王肇民先生的画册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梁婉莹 李培浩
广州美协原主席卢延光回忆称:“我小时候学画画,最初是通过‘小人书’,包括张乐平、贺友直、华三川等画家作品,连环画激发了我的绘画的兴趣。接触真正的画册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读高中的时候。
方土: 10岁就接触《芥子园画谱》
在广州画院院长方土看来,画册确实是求学路上的“第二位老师”,10岁的时候就接触到《芥子园画谱》,1990年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个人画册,“体会很深的就是当时的宣传画很多,我们都把它临摹成素描,还有一些插图,都是我们当时学画画很重要的营养。”
广州美院教授齐喆:
一本画册把我引上版画创作之路
如果是具体到画册我印象中很深的,有两本,而且这两本画册直接影响到我选择广美和后来选择版画专业。那两本都是不大的画册,一本是1985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肇民水彩画作品集》,当时教我画画的是六十年代毕业于广州美院的曹新林老师,他曾是王肇民老师的学生。通过他,我就接触到了王肇民出版的水彩集,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而且当时我买的那本是一版一印的,现在看来非常难得。为什么王肇民的这本“水彩集”,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那时候在北方,水彩画是非常少的,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少年宫学绘画,王先生的那本水彩集让我意识到原来静物可以画成这样的,那本水彩集收集了王先生从1970年到80年代他水平非常高的一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静物,然后有一些风景,薄薄的。这本画册让我们知道了如此简简单单的静物水彩写生也可以画出这样的格局,那也让我对广州美术学院这个学校的专业水平产生了尊崇感。可以说,那本画册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让我们对艺术的审美有了不一样的提高,画册虽小,影响却很大。
然后还有一本,是我在广美读本科一二年级的时候,郑爽老师的一本画册,她当时出了一本十二开的简装软皮的《郑爽版画选》,我们入读以后,学校给我们安排的第一个讲座正是郑爽老师开的,那是1993年。当我看到了那本十二开的软装封面上,印刷了那幅郑爽老师的“绣球花”,这又让我对版画产生了完全刮目相看的看法,虽然它都是小题材,但是真的是大气象,格局非常大,让我对艺术的概括性和艺术与人关系方面产生了意识,我的研究生之所以选择木版画研究方向都跟这本画册密切相关。而当时完全没想到的是,现在我和郑老师成了好朋友,我们俩也老聊起这本画册,我说您一本画册把我引上了版画创作之路。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那本画册写序的是廖冰兄,装帧的是姬德顺,英文翻译是邵宏,责任编辑是陈侗,回头想想,当时的美院真是藏龙卧虎。
现在说起来都能想象到那个版式设计,因为是版画,为了突出有印痕的美,还特意做了一些整版的,然后一些局部放大,一朵花放大到十二开整版那么大,然后配几句小诗,太有品质感了。直到今天我还是很爱看画册。
我看画册的时候不认识郑爽老师,可是后来她却变成了我的忘年之交,有些是一直都不认识,却可以通过画册,想象他的人生,想象他的创作历程,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当年我从郑州把这本画册背到了广州,可惜后来被借走一去不回,虽然也重买了一本,却不再是一版一印。
广州美协副主席苏小华:
我11岁时林墉就说,多临摹一些连环画
一般的画册都比较贵,也不像一般文学作品那么通俗,所以图书馆对于这方面的书都买得比较少。而且现在很多画家的画册,也很难有进入图书馆的渠道,可以说,这是一次“双赢”的活动。
这次捐赠画册并非是我们家族第一次,早几年,广州图书馆为我们家族设立了图书专藏,就在九楼的人文馆。最开始是因为作为花城美术出版社元老的哥哥苏家杰,由于经他手进行书籍装帧的图书很多,于是图书馆就为他设立了专藏。后来图书馆发现我们家族有很多画家,画册书目都很多,就为我们设立了“南粤风华一家”图书专藏。从2008年开始,我们数次捐赠,现在估计约有两千本了。不过捐书这样的活动是不会停止的,只要有我们就会继续,例如我最近又集齐了六箱书准备捐出去。
画册对于年轻一辈的艺术爱好者也十分有意义。回想起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本“画集”,应该就是贺友直老师的那本连环画《山乡巨变》。那是在我刚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大约才11岁。当时很多人学画画都是从素描开始的,但那个时候林墉告诉我,多临摹一些连环画,对于完整完成一张画会更好。于是我就把贺友直老师的几册《山乡巨变》买了下来,并且从头到尾地临摹了其中两册。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们的年代,学校停课,我就只能在家里临摹绘画。那个时候,一毛钱甚至几分钱买一本书都算是比较贵的了,画册就更不用说,印刷极少,价格相对较高。当时的书籍画册都要靠自己慢慢存钱才能买得起,而且一般家庭的孩子都只买得起连环画,而那种彩色的外国读物、大画册,则是一般较为富有的家庭才能拥有。我当时是好不容易才积攒够钱买贺友直老师的《山乡巨变》,很可惜后来不懂保存,没有留存下来。我记得有一次贺友直来到我们这边的美术馆举办展览,当我向他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跟我说,如果当时能够保存下来那真是十分有意义。
画家廖宗怡:
这次捐的画册是我出版的唯一一本个人画集
我们这一代人,学习艺术确实主要是依靠书籍来学习,但很多书本印得很差,色彩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我最初是看苏联的画册,而且大部分是黑白的,偶尔有一两页是彩色的,还是“加印”的。意思是,在印刷黑白版面时,留几页空白的,然后另外再印刷彩色版面,再把彩色版面贴到那些黑白页面上。那个年代,要能看到原作的绘画,那是非常困难的事,连有彩色的画册,都十分困难。
我记得小时候,手上唯一能学绘画的就是,有一次母亲给了几元零用钱,我就拿来买《连环画报》了,这本杂志应该培养了不少画家,广东很多画家都是通过这本书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是看,后来是学,然后投稿。
我这次捐的画册,是我出版的唯一一本个人画集,那次是单位支持出版的,后来再也没有出了,因为我总觉得自己还能有更好的作品。而这次捐画册,确实是好事,如果能再有像孙戈这样看我的画册能受如此大的影响,那是十分让人欣慰的。
十香园草堂创办人黄浩深:
小时候收集挂历剪信封自己装帧“画册”
最早的时候,是看《红旗》杂志上的画作。至于画册,可能最早就是有画作的挂历。当时,每年春节前,就到收购站找挂历,找到有画作的,就跟别人按斤买回去。另一个就是信封,当时很多信封的角落都会有一幅画,有的,我就会剪下来装订起来,自己装帧“画册”。还有练习本,记得最深刻的是,有一次的练习本,印刷了陈子毅的一张红棉作品,我就经常拿来临摹,所以,这就可以说明为何我现在画红棉可以得心应手。
(本版图片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