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代言人”扎迪·史密斯短篇小说《使馆楼》:
《使馆楼》是扎迪·史密斯2013年发表于《纽约客》的短篇小说。尽管小说起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复数的叙事声音“我们”,但故事真正的主角却是一名来自科特迪瓦象牙海岸的非洲裔女佣,法图。她是伦敦西北区一个巴基斯坦家庭的住家保姆,没有工资,没有过多的个人时间,每周一上午偷偷使用这家人的通行证到一个高档俱乐部游泳,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亮点。她莫名地被位于威尔斯登的柬埔寨大使馆这幢建筑所吸引,时常坐在使馆楼对面的车站,观看两名从未露面的羽毛球选手的对抗。此外,每周日上午她与来自尼日利亚的教友安德鲁碰面,接受他馈赠的咖啡和小食,也接受他的说教。两人间存在着某种从未言明的暧昧情愫。
某天,法图偶然挽救了家庭中最小孩子的生命。此举非但没有得到这家人的感激,反而导致法图在不久后被女主人以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赶出家门。离开前,除了她的护照和行李,她拿走的只有抽屉里剩余的游泳券。她打电话给安德鲁,却被告知要在四个小时后才能和她碰面。身无分文的法图只能去游泳池消磨时间,随后再次坐到柬埔寨大使馆前,看着空中来来回回击打的羽毛球。
故事发生在伦敦奥运会结束后不久,形式上则采用羽毛球比赛计分制的形式,将小说分为21章。小说中充斥着力量的不平等,尽管法图期望把球回击给对手,最终仍以0-21的比分输掉了比赛。但这不过是比赛的第一局,一切仍有希望。而小说中另一重不曾露面的声音——威尔斯登不知名的人们,又为法图的故事增添另一重外部的视角。
●译后记●
一个更痛切、更辛酸也更斑斓的伦敦
扎迪·史密斯似乎是那种天生就能从大城市的喧嚣芜杂中听出交响合唱的作家。从《白牙》到《签名收藏家》、《美》,再到2012年在大西洋两岸均引起热烈反响的《西北》,史密斯洞察并描摹现代城市不同阶层、族裔生存状态的技术愈见纯熟。有时候,史密斯的这种能力甚至在一些规模更小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集中和充分,比如这部起先发表在2013年的《纽约客》杂志、后来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小说《使馆楼》。
英国报章把《使馆楼》比喻成一台智能手机,尺寸玲珑却内藏乾坤。这话大抵是说这个短篇的单位信息量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准,却又组织得自然妥帖、井井有条。读完这篇小说,你的记忆里会清晰地留下伦敦威尔斯登地区的一条街,街上的住户“多半是富庶的阿拉伯人”。
小说照例要起波澜。这次是这户人家的孩子出了一点意外,恰巧被法图化解。然而救命之恩反倒打破了主仆关系原有的平衡,史密斯寥寥数笔就把这种吊诡的转变刻画得入木三分。法图面临被无端解雇的命运,她有点迷茫,却并未失去希望。至此,此前种种关乎心灵的铺陈——法图莫名被柬埔寨大使馆建筑吸引的瞬间,使馆楼围墙上飞来飞去的羽毛球(“击球,扣杀”……),她与来自尼日利亚的教友安德鲁的约会与讨论,那些关于信仰与现实的只字片语,仿佛都生出藤蔓来,彼此勾连成一张网。正如这条短短的街道,承载着族裔、阶层之间的碰撞,顿时也成了整个伦敦乃至整个世界的缩影。
小说的视角跟着法图走,但叙述却仿佛是通过一个更抽象、更超然的声音实现的——有时候这个声音是“我”,更多的时候,则是“我们”。对此,英国媒体同样给出了饶有趣味的比喻:“就像古希腊合唱团。”具体地说,这样做不仅能在法图的个体经历中注入普遍意义,而且在叙述中平添一层反讽色彩,比如:“几年前,柬埔寨大使馆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这一带时,有人说,‘呃,假如我们是诗人,看到大使馆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准能写出一首颂诗之类的玩意。’(因为大使馆通常都在市中心。我们这是头一回在郊区看到使馆楼。)可我们终究也不是什么诗兴盎然的人。我们是威尔斯登人。我们的趣味总是乏善可陈。”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使馆楼》都是2000年之后具有示范意义的短篇小说。它在一个标准短篇的容量中嵌入了中篇小说的结构,又以娴熟的技巧和广阔的视野,使读者得到类似于长篇小说的阅读体验。透过法图的遭遇,我们既对现代大都市的痼疾感同身受,又会在这位新移民越来越清晰而坚定的自我认知中看到些许微茫的希望——而后者,在一部直击现实、不回避任何阴暗面的小说中,通常是很难处理得令人信服的。史密斯不仅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或许正因为如此,史密斯本人对《使馆楼》十分偏爱,不愿归入短篇小说集,而是坚持要将它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出版。中译本采用双语对照方式,并配上熟谙伦敦街景的马岱姝女士绘制的插图,力图呈现这种短篇文字的独特韵律和字里行间强烈的画面感。一个你从任何旅游指南上都看不见的伦敦,一个更痛切、更辛酸也更斑斓的伦敦,就藏在这区区几万字的褶皱里。(本文作者为译者黄昱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