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做义工的生意人 Jose Alejandro Lopez:
“秘鲁华人华侨许多来自广东,于是年轻人对广州有着天然的亲近。”
广州一切与家乡有关的活动他都在
跟“重度微信迷”German不同,Jose Alejandro Lopez的朋友圈更新并不频繁,往往好几天才发出一条状态。内容不是跟秘鲁有关的官方、民间活动,旅游及特产信息,就是老乡们喝酒吃肉踢足球的欢乐聚会。
线下,来广州多年的Jose交游广阔,跟秘鲁驻广州总领事是私交好友,前不久的世界食品广州交易会、香港国际旅游博览会和广交会上的秘鲁展示摊位前,都有着他西装革履、笑脸相迎的身影。民间活动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秘鲁留学生的音乐会、“秘鲁记忆”摄影展等等,他也必然是座上嘉宾。
一切跟家乡有关的活动,他无处不在。
在广州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秘鲁人可以算是个低调的少数群体,秘鲁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内只有总领事本人一名正式官员,以及四名中国籍临时雇员。“秘鲁人在广州”协会总共有100多名成员,在这个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秘鲁人总共也只有200人,协会的管理者都是兼职,平时各自有谋生的职业。会长Jose在南沙经营着某红酒贸易公司,虽然他几乎不会说中文,但是凭着在中国生活10多年的经验,成为协会中当之无愧的“群主”。
为啥甘做义工?
“这个是时代赋予的机会”
Jose说,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中国人远渡重洋到秘鲁生活,大多数经营着受欢迎的餐厅,以及一些外贸生意。经过世世代代,秘鲁人和华人的家庭已经融合在一起,亲密无间,不分你我。
“你可以看到秘鲁年轻的留学生们完全是一张‘华人脸’,但是说着地道的西班牙语,吃着秘鲁传统食物,他们在秘鲁的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都是中国人。”Jose说,“秘鲁华人华侨许多来自广东,于是年轻人对广州有着天然的亲近。”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作为一个国力较弱、人数较少的拉美小国家,仅有的100多个秘鲁人在广州的十多万常居老外群体里着实算得上是“势单力薄”。他说,在广州的秘鲁人大部分是留学生,还有一些从事贸易、餐饮服务的小生意人,大家基本都没有什么钱。
“尤其是穷学生,你看他们手里拿的手机甚至还不是智能机,他们大多出身于不怎么样的家庭,寄希望于学习中文,以后回国可以找份好工作,最好是进入到中国人在当地开设的大型公司,拿份好薪酬,从而改善全家人的生活条件”。
对于他所做的这些工作,自然也得不到来自民间或领事馆的资金帮助,只能算是义务性质。为什么一个精于算计的生意人会甘心长期做义工呢?
Jose说,首先秘鲁是一个家庭长幼观念深厚的国家,他是来广州多年的“前辈”,对“后辈”负有天然的责任;其次,作为人数不多的“少数派”,团结抱团起来形成的好处显而易见,总是需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大家都比较信任他这位“大哥哥”;还有,他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会有更多的秘鲁乃至拉美人来到广州求学或寻觅机会,他们现在抱的小团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有力量,也惠及更多人,“这个是时代赋予的机会,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自发举办数百人慈善派对 拉美圈内传为佳话
4月9日,Jose带领大家做的一场为秘鲁水灾筹款的慈善派对,在拉美圈子里面传为佳话。
慈善派对当天,他穿着旧旧的格子衬衫,坐在宴会厅后门外的长桌边负责派发“秘鲁盒饭”,频繁地跟各路人马打招呼,还得时常打开盒盖,向不了解当地文化的派对客人介绍这些食物的传统和来历。
“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大家会付出这么多热情和耐心。”他在广州认识的几家酒吧、餐厅,咖啡豆、红酒品牌以及英语培训、外贸公司等拉美人经营的产业,老板、员工和顾客都踊跃地参与进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活动场地、食品、饮料和现场工作人员,这些资源都是免费的。
几乎是零成本的投入,组织起留学生和小生意人,分头负责策划筹办晚会、推广销售门票、现场场地和餐饮配置等部分,本地一些拉美人开设的酒吧餐厅也参与进来。事后,Jose在朋友圈里鸣谢的企业和商家有20多家。
在一名祖籍广东的秘鲁人开设的酒楼宴会厅,这场慈善派对总共为秘鲁水灾筹集到两万元。
Jose说,对于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广州,两万元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多,两三百人参与的派对规模也不算可观,但是对于这个处于南美洲西部、全国约有50%人口生活在贫穷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确实是一份真挚的鼓励。
通过筹款活动,在广州的秘鲁人发掘了自身的力量,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Jose说,他看到广州人展示出来的热情,彼此“建立长久而紧密的贸易关系,才是让秘鲁人尽快渡过难关,复苏经济,增强国力的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