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遇齐白石让他教学
●林风眠(1900-1991)
1925年冬季, 林风眠留学归来,次年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兼教授。成为20世纪中国高等艺术学府中最为年轻的校长。
林风眠1927年,他聘请齐白石到艺专任教,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传》(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中详细记录了此段往事:
“民国十六年(丁卯 一九二七年)我65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认是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我竭力推辞,不敢答允,林校长和其他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中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利多(又译:克罗多),还对我说过,他到东方以后,接触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得了不得,我真是受宠若惊。学生们也都佩服我,逢到我上课,都很专心地听我讲,看我画,一点没有洋学堂的学生动不动就闹脾气的怪事, 我也就很高兴地教下去了。”
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
●何香凝(1878-197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香凝辗转来到了桂林,在郊外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农场,养鸡种菜,自食其力。劳动之余也作些书画出卖。生活十分清苦。这时,重庆方面派人送来一张100万元的支票和一封信,邀请她到重庆去,何香凝却提笔在信后批了两句诗:“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交来人退还重庆方面。
●高剑父(1879-1951)
18岁萌发国画革命的想法
因为家庭负担重,高剑父18岁时几乎不能继续在艺术道路上走下去了。居廉门下有一位大弟子伍德彝,系名门望族之后,看中高剑父的出众才华,可以为自己代笔,于是提出可以资助他继续学画,条件是要高剑父拜其为师。既要实现心中的目标,又要考虑到自身的经济窘况,高剑父觉得拜年长自己20岁的伍德彝也不辱人格,于是答应下来。
从此,他借伍德彝与众多收藏家交往的难得机会,临摹、钻研诸多古代大师们的名迹真品,大大开阔了眼界。在伍家两年的时间里,高剑父对宋、元、明、清各家画派的风格与神韵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技法也突飞猛进。随后,高剑父得到一位资本家的帮助,到澳门入读格致书院,开始学习素描,接受西洋画透视、光、色等技法教育。这时候,他已经开始萌发国画革命的想法。
●高奇峰(1889-1933)
民国时期享受“公葬”的画家第一人
据1936年12月28日媒体报道:高奇峰公葬礼二十七日下午在栖霞墓地举行,参加者有国府代表吕超及居正、褚民谊、叶恭绰等。及院部代表来宾共千余人。孙科、孔祥熙、薜笃弼、吕超等均送挽联或花圈,林森并亲题墓碑:“画圣高奇峰先生之墓”。二时举行公祭,由褚民谊主祭,并献花,次读国府等祭文,行礼默哀后,奏乐礼成。高榇即自祭坛移至墓穴安放后,三时行公葬礼,由吕超主祭,高女弟子张在仪献花,全体向榇行礼后,由牧师依宗教仪式主礼,最后祷告,盖椁礼亦告成。
高奇峰是民国时期享受“公葬”的画家第一人。
●方人定(1901-1975)
我只知道纯粹绘画
在1936年上海个人展览的目录上,方人定写了如下的话:
居东邻时,彼邦人士,说我的画为南画,南画者,中国画也。今国人有谓我的画为非纯国画,若以质诸欧美人,则当然否认为西洋画。既非西洋画,日本画,又非纯国画,是什么画呢?非人定自己之画乎?中国画,西洋画,日本画,以至埃及印度画,何必要争论它,我只知道纯粹绘画。
●司徒乔(1902-1958)
沈从文说:我喜欢他的为人,还喜欢他墙上桌上的画
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司徒乔。他穿件蓝卡机布旧风衣,随随便便的,衣襟上留着些油画色彩染上的斑斑点点,样子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处。这种素朴与当时燕京的环境可不大协调,因为洋大学生是多半穿着洋服的。若习文学,有的还经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缝中作成拜伦诗人神气。还有更可笑处,就是只预备写诗,已印好了加有边款“××诗稿”信笺的这种诗人。我被邀请到他的宿舍去看画。房中墙上,桌上,这里,那里,到处是画,是他的素描速写。我没受过西洋画训练,不敢妄加评论。静物写生,我没有兴趣,却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写。那些实实在在、平凡、普通、底层百姓的形象,与我记忆中活跃着的家乡人民有些相像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亲切,感到特别大的兴趣,因为他“所画” 的正是我“想写”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下等人”。第一次见面,司徒乔给我的印象就极好。我喜欢他为人素朴,我还喜欢他墙上桌上的那些画。
●赵少昂(1905-1998)
求画者太多,无奈通过书信定价
上世纪80年代,画家谢达均经常与赵少昂见面交流,据他回忆,当时因为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少藏家委托其向赵少昂求画。他说“每次赵老都是二话不说就答应我的请求,他从来不会开口就谈价钱。”后来,由于求画人越来越多,赵少昂通过委婉的方式写了书信给谢达均,“自己年事已高,虽不能说自己的作品能值多少钱。但是由于太多人求画,所以,以后我的作品就以6000元/平方尺计算。如果全幅两个斗方,则要2 万元以上。”谢达均回忆书信的内容。
●李桦(1907-1994)
鲁迅热情赞赏与鼓励李桦
鲁迅每当收到李桦寄来的《现代版画》,总是认真审阅,慎重评析。有一次,鲁迅十分高兴地对李桦说 :“《现代木刻》第四集,内容以至装订,无不优美,欣赏之后,真是很感谢。”同时,鲁迅还鼓励说:“我想:这第四集,也可以发几本到日本去;并寄给俄国木刻家及批评家。”鲁迅在热情赞赏与鼓励的同时,也慎重地指出《现代版画》杂志的不足之处。鲁迅直截了当地说:“《现代木刻》的缺点,我以为选得欠精,但这或者和出得太多有关系。还有,题材的范围太狭。譬如静物,现在有些作家也反对的,但其实是那‘物’就大可变革。刀枪锄斧,都可以作静物刻,草根树皮,也可以作静物刻,则神采就和古之静物,大不相同了。”可想而知,鲁迅对《现代版画》的批评意见,其目的在于给李桦指明了往后的努力方向与改善工作之所在。
●胡一川( 1910-2000 )
鲁迅的“傻子精神”影响了我
胡一川在《回忆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的文章中写道:“我由于1926年在厦门集美学校念书闹风潮时,早就见过鲁迅先生。那时校长叶渊先请鲁迅先生吃饭,目的是想通过鲁迅先生对学生演讲,劝大家‘好好读书’,不要闹风潮。我和全校学生坐在大礼堂(听演讲)……(鲁迅先生)给我留下一种特殊的印象,他讲话不多,而且慢,其中说到‘世界是傻子的世界,世界是靠傻子来支持的,是靠傻子来推动的,终究是属于傻子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学生也应该留心世事’。当我看见鲁迅先生介绍出版的木刻作品时,就产生特殊的感情。开始模糊认识到木刻工具的价格不贵、表现力强、可以大量印发等优越条件,是符合于革命需要的有力武器。”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