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是容庚先生的诞辰,“如果爸爸还在,他都120多岁了”,容璞望了望天,仿佛和虚空中的父亲对视片刻,然后回过头来对记者微微一笑,“那时我们和爸爸庆祝生日,开始都选在中大的酒家里,后来干脆就是一人拎条鱼,回家一起吃饭。”
这天晚上的容璞,穿黑色长裙,胸前别着一枚闪亮的胸针,即使是在自己家中,也衣着得体,仪容严谨。她携着先生——著名画家梁世雄先生的手,一起坐在被整齐的画卷和书籍包围的沙发中间,接受了收藏周刊记者的采访。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爸爸治学严谨,“力求每一笔都准确无误”
治学严谨,是容庚留给后人的深刻印象。
在梁世雄和容璞家中,一进门,便能看到那幅著名的对联:半池风雨迎春冷,一夜霜花带月开。“是的,这是我请爸爸写的”,梁世雄忆起当时,眼中泛出怀念之色,“他让我选内容,我便选了这两句,因为它很有画意。爸爸非常严谨,你们知道,《金文编》是他编的,但是他在写这两句诗的时候,依然把这本书拿出来翻阅、对照,力求每一笔都准确无误。”
“对,爸爸很严。”容璞在一旁补充。老一辈在大家多有这种严谨治学之风,梁世雄接着说,“有一年,我们为爸爸的一本书去请启功题写书名,老先生前后反复写了六遍才定稿,小小一张题签,都这么认真。”
希望子女能够“拥有赖以谋生的本事”
容庚的“严”,不仅对己,也对儿女,他那种带有智慧眼光的严格要求,成就了后代们在三百六十行的样样出色。
容庚六个儿女自小成绩出众,长大后在各自领域都能敬业爱业,独当一面,回想当年,容璞对父亲的严格教导心怀感恩。“他对我们抓得很严,十分看重成绩,成绩单一定要亲自过目。父亲是一位严父。”在这种家风熏陶下,兄妹六人成绩一路拔尖。
即便如此,作为父亲,容庚也很少把对儿女的赞许溢于言表。有没有当面得过父亲的赞扬?容璞笑着,指向坐在一旁的先生梁世雄:“他啊,当年爸爸让他练好书法,他就发奋苦练,到最后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写了那么厚厚的一叠”,她两手比划了一下,“也就得到爸爸的一句‘还过得去啦’,这已经算很好了”。“是啊,这已经算是很好的表扬了”,梁世雄一直笑眯眯地听着,附和了妻子一句。
“所以父亲真的是一位严父”,容璞再次重复,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父亲的敬畏:“他在家里很少和我们说话,甚至我直到大学以后,才敢平视他的眼睛。”
在那个年代,读书是不容易的。容璞说,每当要交学费,就是家中紧张之时,容庚就会把自己的书籍拿去变卖,换成金条来交费。目睹这一切不易,儿女于学途更是不敢一丝懈怠。
容庚身为享誉海内外的古文字学家,他的儿女并没有继承他的事业,而是在外语、师范、化学、医学、美术装潢等领域各有建树。容庚对儿女的要求,是希望他们能够“拥有赖以谋生的本事”。他不像寻常一般父母,非要儿女走自己规划好的路,也不要求他们一定继承自己的事业。也许很早以前,他就已经用各种方法观察过每个儿女的天赋和性格,并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严格的引导,因此才能造就出如他所说的“出自三百六十行”的能手。
“父亲就是希望我们能有本事,能拥有赖以谋生的本事”,容璞回忆道。这是他对儿女的要求,这种信念和价值观,也是他留给后代的财富。“他不强迫我们一定要接他的班,只要求我们,一定要‘掌握一门技术’。”
对有志于学问的青年都是同样的爱护关心
容庚对儿女的是“严格之爱”,对学生的则是“无私之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众多优秀的弟子,把他的谆谆教导和真知灼见,发扬光大生生不息。桃李满天下,究其根本,正是源于容庚对学生的爱。
“爸爸对他的学生真的很好,只要是他们要的书籍,都会借给他们。那时他年事已高,下课之后还亲自送学生们回宿舍。”梁世雄回忆。而容庚到学生宿舍亲自辅导已经成为常事。早在20世纪50年代,有学生研究某一专题,在图书馆找不到资料,请教容庚,他从藏书中找到相关资料,当晚就骑自行车送到学生宿舍。
不仅是对学校中的学生,容庚对其他有志于学问的青年,都是同样爱护关心。“我爸爸对于那些真正想求学的人,都是很欢迎的,”容璞回忆道,“当年广州东山区有一位在诊所里工作的挂号员刘翔,爱好金文,曾登门要拜爸爸为师,爸爸也把他收下了,悉心教导,教他《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后来,他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文研究生。”
关心后学、关怀学生,是容家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容庚身上,也体现在其夫人身上。容璞说到她的母亲,曾经在岭南大学附属的职工小学担任老师,也经常购置笔盒铅笔等文具赠送给孩子们,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她说,多年之后,当年的小学生们遇到她,还念念不忘提及:“你妈妈当年曾经送过很多文具给我们。”
“爸爸的爱国和捐赠行为让我们很受鼓舞”
容庚向来视学术为天下公器,所以不管对门生、对素不相识的学人、对同辈友人都是毫不保留。他对那些价值连城的藏品,也是抱持相似的态度,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从中得益,故他把藏品全部捐出。这样的价值观,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父亲真的是非常爱国!”谈及此处,容璞略显激动。她说:“父亲的藏品,收集过程非常不容易,经历过很多特殊时期,他一直在艰难保存古文物。因为受过旧社会生活的苦,他更懂得珍惜新中国的幸福。现在生活就更幸福了,如果父亲活到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时代和条件,他一定会更高兴。所以他很早之前,就有了把文物藏品全部捐赠给国家的念头。他对我们说过,这些文物得来不易,留给你们你们也不懂,而捐出去,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更多人懂得。青铜器几百件,字画一千多件,他生前全都捐出去了。”
这种行为对于后人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是明显的,容璞回忆:“爸爸的爱国和捐赠行为,让我们很受鼓舞,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这样做。甚至在父亲已经去世后,我们几个子女还在陆续地把他余下的藏品捐出去。”
容庚是堪破聚散因缘的人,但他也是对这些藏品倾注过无数心血的人。悉数捐出爱物,面对空荡荡的屋子,他作何感想?容璞缓缓地说:“爸爸当时,面对四壁空空的屋子,一连几个晚上都不能睡着。”
心心念念的,何尝不是那些曾日夜陪伴的学术物件?容庚南归广东之后,曾在文德路的废纸堆里、东莞的炮仗纸里抢救出大量的珍贵丛帖,并研究写成著作《从帖目》。容璞回忆,“到了最后,爸爸在医院住院了,已经有点意识不清楚,我们还看到,他把医院的白色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他喃喃地说,‘这些是我的丛帖,要叠整齐。’”
容庚的弟子、中山大学教授陈炜湛曾经说过,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容庚精神,这是一种独特的精神。当记者问及容璞和梁世雄,可以如何解释容庚精神的时候,两位老人温和地笑笑,却对此没有太多的解释。
但是,就是这个晚上,我们从两位老人絮絮谈来的如许细节中,似乎已经了解到了,很多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