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广州口岸兴起了一种“另类的绘画”,它为满足西方市场需求而创作,结合西方绘画技法和中国传统绘画技艺,描绘东方风物、民风民俗、生产生活等题材,兼具艺术与商品双重性质,这样的绘画后来被美术史称为“广州外销画”。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胡光华曾将外销画定位为西洋画东渐中国的第二途径,他指出:“西方近代绘画东渐中国的历程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那就是中国清代西洋绘画的崛起并外销西渐西方的历史——我把这段历史称为‘中国西画的广东时代’。”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广州外销画的鼎盛时期 成行成市的画店鳞次栉比
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广州外销画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中国早期外销画家。他们留下了一些有相当水平的画作,而他们原本的真实姓名却不为人知,人们知道的只是他们在创作外销画时所使用的英文名字,如(翻译后):新呱、林呱、庭呱、煜呱等。“呱”是当时的外商、特别是十三行内的洋人称呼中国外销画家的习惯,主要是为了方便他们的记忆及称呼,而这个“呱”,后来也逐步发展为画店、作坊的名称。
根据研究资料可知,外销画家们多以水彩画、水粉画或油画的形式表现,通常批量生产,成套上市,每套从12张到数十张不等,每幅画面展现一道生产流程。也有少数画作以油画的形式创作,在同一幅画面上展现多个不同的生产环节。
1835年《中国从报》记载有30家从事外销画绘制的画店在洋行附近。在与外国商人贸易往来频繁的靖远街也叫同文街(外国人称为中国街和新中国街),成行成市的画店鳞次栉比。这些画店聘请擅长画外销画的画师(有的店主本身就是画师),专门创作为外国人所欣赏的中国风俗画。
威尔士·威廉姆斯在1848年的记录中写道:“广州外销画生产业雇佣了两千到三千画工”,而到了1863年,同一作者在提到油画、白板纸画以及水彩画时说:“每年,所有这些绘画的生产数量都很大,雇佣了几百画工来绘制。”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西方人观看中国的视角
有关研究表明,外销画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在欧美流行的“中国热”所导致,二是中国市场劳动力成本廉价,更利于以低成本大量生产绘画商品。拉维利记载:“中国,尤其是广州,有几位长着长辫子的画家——林呱、庭呱、银呱和其他一些‘呱’,他们的画在中国人中很受欢迎,同时也是欧洲业余爱好者寻求的新奇之物。”
外销画表现广州市井生活的题材非常丰富,各类商贩、杂耍艺人、石工、写字先生、西洋景、蒸酒现场、磨刀工、裁缝、造纸现场、弹棉花、打磨工人、玻璃工、饮食摊贩、独角戏、书摊、歌手、算命先生、街头兵勇,这些生活中见到的人与事物构成了这个大清帝国城市的丰富景观。而这样的题材,正满足欧洲人对这个东方国家的好奇心。
外销画的主题看似很简单,不过是晚清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图景,但这种绘制套路的形成有较为复杂的原因,其中最大动力之一是比较可观的商业利润,为了获得并维持这种商业利润,并没有受过严格系统训练、缺乏深厚绘画功底的画师们不仅需要磨练技艺,更需要揣测顾客的心理——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绘画。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艺术修养较高、具有独立创作能力的艺术家,作为晚清社会的见证人,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社会的某些面貌。另外,外销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西方人观看中国的视角,在外国人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内地的时候,就有游客专门雇画家前往北方地带绘制所见之景。
不容被忽视的林呱、庭呱和史贝霖
对广州外销画影响最大的外国画家是英国的乔治·钱纳利。他于1792年进入伦敦皇家美术学院学习,不同于那些不同程度接受艺术训练的传教士,他的同学是19世纪著名的风景画家透纳,而他的老师是受到普遍尊敬的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雷诺兹。他给我们留下的财富不仅仅是他卓越的作品,更是在他来华期间的影响与培养下产生的能够熟练地掌握西方绘画技术的中国画家。
“林呱”就是受他影响极大的一位杰出的外销画家。在钱纳利的熏陶下,林呱绘画技法迅速长进,在广州十三行开设了属于自己的画室,开始大量创作外销画作品,通常也被认为是水平最高的外销画家。他更在伦敦的皇家美术学院举办了展览,展出《大英帝国海军W.H.霍尔舰长肖像画》,这被学界认为可能是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在欧洲艺术沙龙展出绘画作品。
目前所知“林呱”关乔昌最早的一幅肖像画是在1827年为托马斯·皮尔斯所画,在画的背后标注有“林呱,广州,1827”。这幅肖像画沿袭了19世纪前期广州肖像画的传统——描绘对象通常坐在一个未知的背景前,以右侧脸部轻微朝向观者的半身像。如分别创作于1818年和1820年的威廉·汤森和亨利·卡里克肖像画是这种风格的代表。然而,林呱在描绘皮尔斯时展示了新的画法——更强的立体感和大胆的轮廓描绘;黑色外衣与白色马甲的强烈对比;令人联想到钱纳利“戏剧夸张”的红润脸颊和朱红色嘴唇。
关乔昌的弟弟关联昌也是当时有名的外销画画家,英文名叫Tingqua,译成中文名为“庭呱”“廷呱”,中文写法又称为“关廷高”。他的画风与其兄有所不同,以线性和装饰性较强及鲜艳的色彩表现为主要特征。他在吸收传统的西欧油画在光线、透视、色彩以及意境的渲染等方面的技巧外,还能将中国画中的一些传统表现题材运用贯通,别具一种情趣。
但似乎还有另一位外销画家不应该被忽略,他就是史贝霖,根据史料可知,史贝霖是活跃在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初广州最早以油画肖像画著称的外销画画家,他的一幅英国船长托马斯·佛瑞的玻璃肖像画完成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的广州,在此三十年后,关乔昌才出生。
“中国早期油画历史中一处空白的填补”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胡光华曾将外销画定位为西洋画东渐中国的第二途径,他指出:“西方近代绘画东渐中国的历程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那就是中国清代西洋绘画的崛起并外销西渐西方的历史——我把这段历史称为‘中国西画的广东时代’。”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也曾提到了外销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意义:“在利玛窦、郎世宁和李铁夫、李叔同之间终于发现了一个‘蓝阁(指“林呱”)’,这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它意味着中国早期油画历史中一处空白的填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广州和上海的外销画市场逐渐衰落,然而在北京出现了周培春绘制的北京外销画(有许多仿品)。这些绘画记录了当时中国北方城市的民俗生活,丰富了原本只有中国南方题材的外销画内容。其精细的刻画、中国风格与西方写实相结合的画风,形成了中国外销画完全退出画坛历史前最后一次繁荣。
(本文部分内容据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倪月菊《外销画秘史》、徐堃《十八、十九世纪广州十三行和外销画》、胡米一《广州十三行外销水彩画技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