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考古资料中所能见到的最早“建筑模型”,应是甘肃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陶屋。而墓葬中最早出现的“建筑明器”,目前是浙江绍兴坡塘306号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铜屋模型。及至东汉,“建筑明器”得到较大的发展。任职广东省博物馆的冯远在《两汉时期建筑明器研究综述》中称:“汉代是我国明器制作尤其是陶制明器制作最为发达的时期。”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古代建筑早期被作为社会礼制内容之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建筑史学的前辈们已著文发表了有关“汉代建筑样式”的国内外宝贵资料与论述,指出了汉代建筑样式的基本内容,诸如“住宅、厅堂、亭、楼阁、门楼、网、望楼、补鸟塔及墓祠、坟墓、仓、囷、羊舍、猪圈等”,并将已知的建筑屋顶形制归纳作“四阿、悬山、硬山、歇山和四角攒尖”五种。在建筑内容上,市井建筑、衙署建筑、城垣建筑、作坊建筑、佛塔建筑、神庙建筑的资料不断发现;在建筑结构上,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等各种做法均有更多例证。尤其在屋顶做法上,除前述五类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变异或组合,出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诸如:两段式四阿顶、两段式歇山顶、盈顶以及周环连阁式、双向连阁式、密檐式等屋顶及组合样式。
探究秦汉建筑容貌,除文献资料、典籍记载外,还可以从墓室、石阙、壁画和建筑明器等遗物中窥见一斑。建筑明器是随葬的建筑模型,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同时代的建筑技术,因此对建筑明器的构架、构件、组合等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影射地面建筑之美。
资料显示,西周之前,处于“茅茨土阶”时期,即使是隆重的宗庙、宫室,也都是用茅草盖顶、夯土筑基。西周初期,周王宫室屋顶普遍用陶制瓦件代替茅草,从此大屋顶形制随宫殿建筑的技术日趋成熟,并出现了多个坡面。春秋战国时期,崇尚“高台榭,美宫室”,大屋顶技术已经十分完善。此后,在宫殿、陵寝、祠庙与园林建筑中到处可见其踪迹,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最主要的标志性特征。中国古代建筑从早期就被作为社会礼制的内容之一,自唐以降,大屋顶形制等级森严,真正体现了建筑作为社会地位、身份象征的冠冕所在。
厕所往往与猪圈结合在一起
汉代“建筑明器”出土数量众多、类型不一。统计资料表明,从规模大小来看,可分为单体建筑、群体建筑。单体,如亭榭、仓房、楼阁、朔观、坞堡、作坊、厕所(往往与猪圈结合在一起)、水井及住房等。群体,如一进四合院或三合院,多进或多进多路的院落等。这其中,各种类型的汉代“建筑明器”均有典型实例。
汉代地主庄园经济发达,文献多有记载。一方面,地主、豪强经济势力强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认识到汉代社会丧葬逾制、厚葬风俗之盛行。
由此,汉代葬制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一方面,是竖穴土坑墓、崖洞墓等逐渐被砖室、石室、砖石墓等取代的宏观背景;另一方面,也是人口剧增,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已无条件全部满足原先的葬制要求,社会已无力如以前那样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去开凿规模庞大的崖洞墓,为死去的人服务;同时也没有必要去砌筑能够完全与墓主现实居住一样的砖室(石)墓,否则其墓葬规模将是无法想象的。西汉中期以降,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衰退。至东汉中期的墓葬中,出现了众多的发券假耳室、假门等可为证明。
韩国河在《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中指出,汉代模型明器组合的出现与发展主要是受汉代墓葬形制的“第宅化”和对死后世界认知的具象化两方面影响。西汉时期墓葬出现了仿地面建筑的“第宅化”的趋势,墓室模拟地面居住建筑缩小建构,在功能未变的情况下全面引入埋葬内容。
南京大学历史考古专业教授周学鹰也认为,无论墓葬中使用何种明器,其直接的产生思想根源都在于古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忠孝礼制丧葬观。
因此,“建筑明器”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利用陶制的“建筑明器”,可满足汉代地主庄园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着“庄园建筑”的实际情况,其建筑是分位置、分场所的多个独立的单位,这在汉代墓葬壁画、画像砖石、文献中表现得很明显。而此举也不必浪费太多的社会财富,毕竞此时人们已认识到,既要敬重先人,但子孙后代的生存更为重要,社会经济已不容许如以前那样完备的葬制要求。从而,“建筑明器”成为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建筑的替代品,或者是希望死后能够过上某种幸福生活的理想之物。
建筑明器中最为复杂的是坞堡类明器
汉墓中随葬的明器种类丰富,有炊煮用的灶、釜,饮食用的碗、钵,装盛食物用的罐、坛,饮用和灌溉用的水井,生活住的房屋,饲养牲畜的寮、圈,储藏粮食的仓以及钱、镜、金银首饰等生活与装饰物品,从生产领域到生活领域儿乎无所不有,这正是我国历史上两汉时期地主庄园经济大发展的缩影。出土的陶楼、陶灶、陶仓以及陶厕圈等,是当时地主庄园经济在随葬制度中的反映。
《明器起源及相关问题探讨》,对明器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论述,认为明器的出现是原始人类丧葬活动经过不断发展、演变,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并认为随葬建筑模型可追溯到甘肃灰地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陶屋。汉代是我国明器制作尤其是陶制明器制作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除各种人俑造型和生活用器的组合在秦代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外,在中原地区陶质的建筑明器如楼、仓、井、灶、猪圈等器物,逐渐成为明器中的主流。
文中提出汉代社会的经济和建筑业的发展,使得当时的明器组合发生了变化,并且在孝作为伦理纲常的中心的思想影响下,汉代厚葬之风盛行,明器得到极大的发展。
任职广东省博物馆的冯远在《两汉时期建筑明器研究综述》中写道,建筑明器中最为复杂的是坞堡类明器,研究这类明器,可对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日常生活和礼节仪式方面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据冯远在文中介绍,20世纪60年代,胡肇椿先从出土的坞壁外观花纹上,提出当时的坞壁是以木构为架,四周有版筑城垣,再由坞壁的内部房屋结构及生活情况,认为坞壁内部活动分为三个内容,分别为坞主的生活和居住形式、礼节仪式、手工业的工作情况,而后讨论坞壁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认为坞壁最早起源于北方,初期为一种因险设防、依山作坞的简陋形式,后期发展成城堡式,由北向南传播。文末结合史实提出豪族于东汉初年组织宗族、宾客、徒附,成为家兵,修坞筑堡,跨州连郡。同时期的金发根利用出土的坞堡实物,研究论证了坞堡的建筑形式、作用,并认为这是豪强地主武装的表现,其另一篇《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论述了坞壁的分布、组织及其作用,指出坞壁在当时不仅是军事单位,也是政治和经济单位,在战乱后,坞主取代了以前刺史、太守的地位。坞主多是豪族,且由其子弟或亲族承袭,其他成员则逐步成为坞主的部属。
最后,冯远认为,建筑明器既能立体表现建筑结构,又有当时生活的场景,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是研究中宝贵的实物。建筑明器的研究对复原汉代民居的建筑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