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帮杨伯达耿宝昌等先生抄稿子,杨丹霞谈专业鉴藏:
初中便开始替杨伯达和耿宝昌等先生抄稿子,杨丹霞从小就在浓郁的文物鉴定氛围中长大,而她的父亲是书画鉴定专家杨臣彬。几十年来,她一直跟古书画打交道,她甚至自嘲“没有业余时间,除了睡觉,其他时间包括吃饭有时候聊的都是与专业相关的内容。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我研究的这些东西上。”但她确实十分肯定地说:“我乐此不疲,非常享受这种生活和感觉。”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陈熹
曾打算不学书画学陶瓷,但未如愿
收藏周刊:您当年在故宫博物院最想去的并不是书画部?
杨丹霞:对。我当年想去的是陶瓷部门。因为我父亲是做书画研究的,假如我要学得不尴不尬的,人家会说,瞧瞧,丢她父亲的人;如果我要学得还可以,人家会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比我们条件都好,你有那么好的父亲,你该成啊。我就觉得,好像怎么着都没有自己什么事。
收藏周刊:为何会想到去陶瓷部门?
杨丹霞:我从初中开始就替杨伯达先生和耿宝昌先生抄稿子。那个时候没有电脑,老先生们的稿子都需要抄。他们都是研究器物的,我觉得器物上那些纹样挺好看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喜欢瓷器了。中学的时候买了很多瓷器的书自己学习。所以我的小私心就想着,我不学书画,学陶瓷。只要是我努力学了,那就是我的。
收藏周刊:那为什么后来还是去了书画部?
杨丹霞:因为陶瓷组不要我。(当年)我只有八十斤,别人说还不如一个放鸡毛掸子的瓶子沉呢,能指望这么细脚伶仃的小女生去推车干重活么?他们要的是壮小伙,就没要我。书画和陶瓷作为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两个专业,陶瓷没要我,最后还是去了书画部。
收藏周刊:刚才提到的那种担心现在还有吗?
杨丹霞:我还是有点强迫症吧,还是觉得自己不够用功,学得不够好。
鉴定上尽量不问父亲问题 别人再说也是别人的
收藏周刊:过去三十多年的鉴定生涯父亲杨臣彬对您的影响有多大呢?
杨丹霞:他很少说我,很少告诉我应该如何做。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年轻的时候读过私塾,属于比较老派的人。如孔子所说,只闻来学,未闻往教。所以父亲对我也是这样。如果向他请教,他会给予解答,但平日里不会过问我在做什么。他当年跟着徐邦达先生学习、当助手的时候也是如此,都是带着问题去请教先生,先生会给予解答。
收藏周刊:进入书画部之后,您对父亲的态度会有变化吗?
杨丹霞:我尽量不问他问题。古人总说“纸上得来终觉浅”,何况是聊出来的东西。这个专业本身就是需要看到、摸到、念到、读到。一张画自己没有看到,别人再说也是别人的。自己没有摸到,怎么会知道宋代的纸、卷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说用PPT没办法学鉴定?我也在社科院带学生,他们一件东西都摸不到。隔着玻璃,展馆那种光线底下,旧色是怎样根本是没办法想象的。所以,还是要自己亲力亲为,自己用功用到什么份上,就得到多少。也有人这么一混,很快也就到退休了。
徐邦达对年轻人的疑问很重视 只要开口问都耐心细致地解答
收藏周刊:书画鉴定这条路上谁对您影响最大?
杨丹霞:我没有像我父亲他们一样正式拜师。自己感觉的话,师爷徐邦达先生的影响最大。徐先生是一个各种人情世故都不管,只对东西说话的人。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很深入的研究,鉴定的时候又非常客观。网上有人说什么徐邦达鉴定错了,其实不是这样,是徐先生经过自己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自己以往研究当中欠缺的部分,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更正。徐先生对我们年轻人也非常好,一起看画的时候因为速度很快,老先生很快说出一个结论的时候,我们年轻人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甚至是质疑,他也都会特别认真对待,不会轻视年轻人。我们问的任何问题,只要开口问了,他都非常耐心细致地解答。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收藏周刊:在故宫博物院这么多年,您觉得自己对书画的研究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杨丹霞:我不敢说自己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一直都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跟老先生们比起来,我也不敢说自己高明到哪里去。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可能比同龄的或者新入职的年轻人有更多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体会,但是跟以往的老先生们比——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如说徐老(徐邦达)、谢老(谢稚柳)、刘九庵先生……我都聆听过这些老先生的教诲。跟他们的见识和成就比起来,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还是不够用功。
收藏周刊:一般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
杨丹霞:朝八晚五上下班,做库房里事务性的一些工作,比如各种照相、出版、筹备展览等等单位的事。晚上基本都是自己收集材料做研究,自己加班。因为在单位时间有限,还要给带的学生讲课,留作业和判作业。还有就是看画展,所有自己能够看到的画展,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港台还是哪里省市博物馆……我的业余时间都……不,我没有业余时间,我已经多少年没歇过周末了。除了睡觉,其他时间包括吃饭有时候聊的都是与专业相关的内容。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我研究的这些东西上,我乐此不疲,非常享受这种生活和感觉。
《唐宋元明清笔记丛刊》 一天看一本持续了一年
收藏周刊:对比其他门类的鉴定,您怎么评价书画鉴定?
杨丹霞:书画是很难学的一个专业,在各个文物门类之中书画是最难的。不确切地打个比方:学玉器、瓷器需要五年入门,学书画则至少需要十年。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因为书画对于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最高。它对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最为全面。我曾经创下一个纪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唐宋元明清笔记丛刊》,有厚有薄。我一天看一本,今日事今日毕,持续了有一年吧。为了让自己在文字和文献方面能得到一个系统持久的训练,就像念外语似的有一个语感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读古人的诗文歌赋就很容易解读和理解了。就像苏轼所说的“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又像陆游说的“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所以,不是说研究诗画就一天都对着诗画看,不是这样。画的背后都是像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这样的大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都是闪烁的恒星,我们不过是一粒尘埃。我们要弄懂他们很难。我们的学识涵养也很有限,那怎么办呢?只能用时间来补这个差距,用功再用功。(我)不够用功现在,老了!
收藏周刊:您研究至今有遇到什么难题吗?
杨丹霞:难题多了去了。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之中,总会遇到一些难题。难题也是一种乐趣,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为什么我能从中得到乐趣?因为我有很强的代入感。比如我看一幅文徵明的画,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他。就像玩cosplay,觉得自己是角色本身,就会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同理)去思考画家在什么情况下画的这些东西,心里是怎么想的。读诗的时候能体会画家内心特别细微的一些情感变化、喜怒哀乐。这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那些以专家的身份进行研究的人更加贴近作者。比如说我去到苏州,在拙政园里一看,文徵明在某幅画里面画的一棵松树,可不就是这样的么。去扬州一看,瘦西湖边上的路边蓬蓬的小草,不就是金农画的蒲草么。这一切都源于真的要爱这一行,才愿意这样做。文徵明也好,董其昌也好,四王四僧也好,谁也不是把书画当成自己评职称、读学位的途径,多没劲。这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和全部的生活感受。要这么想才能走进他们(的世界)。未必说体会的就都对,但至少比那些假装高大上的、冷冰冰的只把文人画家们当成历史人物或者现象,用一种谁都听不懂、谁也不愿意听的名词去定义、堆砌出理论文章(的那些人)更贴近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