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人对书法的依恋,可谓是文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书法艺术已“成为文人抒情冶性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作家沈从文堪称文人书家中的一个典范。沈从文的从文历程和书写人生跌宕起伏而又丰富多彩,他的书法作品、书学思想等,是“沈从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沈从文的书法实践及书学观,对当今艺术素养不高的作家、文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整理
书法艺术实践伴随了他的一生
纵观沈从文的“从文”一生,不难发现其须臾没有离开毛笔的书写。在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人们注意到了文学多方面的功能,却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书法的巨大功能。对于沈从文来说,早期的书法属于实用范畴。在工作中,沈氏自觉追求美观的书写,而使他比周围人有更多机会脱颖而出。书法给沈从文的生活带来了转机的同时,也更是他生命情感的寄托,书法艺术实践伴随他一生。
沈从文所创造的书法文化如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灿烂,沈从文的书法造诣深厚,擅长小楷、行草书,尤以章草盛名。楷书学习,沈从文从临习王羲之的小楷《曹娥碑》起始,之后取法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行书则用功临习李邕的《云麾碑》、《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及《兰亭序》。
通过文献驳斥“章出于隶”的观点
对于其所喜爱的章草书法,沈从文更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临幕学习。沈氏的章草以史游的《急就章》为范本,借鉴了元代的康里子山、明代的宋克章草笔法,晚年还向《东吴彭卢地券》、《北齐韩裔墓志》等新出土的文献资料学习。沈从文曾采用“集字学习”的方法研习章草,沈氏在回复朋友马国权的信札中对此进行了描述:“曾试就古文与章草相近字,集有百十字(系卅年前),此稿惜早已散失。”集字学习书法,自古有之。北宋书法四大家的杰出代表之一米芾就不讳自己的书法作品是“集古字”,时人以为笑柄,清代王文治则赋诗赞美其“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
沈从文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作养分,在传统章草上下了很大功夫,对古代章草大师的书法用笔、章法及气韵都有深刻的领悟,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个人面目的章草书风。沈从文存世的墨迹中,不乏精彩临作,从中可窥其宗法传统的深厚功力。在20世纪专精章草的屈指可数的书家中,沈从文足可以与王世镗、王蘧常、高二适等书家并列。此外,沈从文还撰写了《叙章草进展》一文,对章草的发展演变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他通过最新考古出土的文献资料驳斥了“章出于隶”的观点,认为“分隶成熟于东汉末,比章草晚得多”,沈从文还对此作了深入论述:
章草部分草法出于篆体,近年出土新材料日多,木石砖漆均证据可得。且早于分隶,亦有材料可证。又西汉不定形之隶书,体多宽博,少飘撇作态处。出土零星材料亦甚多。因此得一新的启发,即东汉定型之分隶,重撇勾挑处反近于受章草用笔影响而来。
沈从文结合新出土的文献资料来对书法史上的书法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后,得出了与一些权威专家不同的书学史观。沈从文不人云亦云,敢于挑战权威,这种严谨的学术观是值得当前从事书学相关研究与创作的学者及书家借鉴参考的。
沈氏自成一套完整的书学理论体系
沈从文不仅在书法作品的艺术层面上有造诣,在相关的书法文化领域也有更多的创造和奉献,这体现在他的书学观上。学养深厚的沈从文,于书法研究孜孜以求之,是同时期诸多作家兼书家们所无法企及的,其所持的书学观高屋建瓴、精辟犀利,放至当下,亦不落伍。沈从文在与朋友的往来信札及早年所撰写的《谈写字一》(1937),《谈写字二》(1948)与晚年所撰写的《文字书法发展》《叙书法进展》等有关书法研究的文章中,记载了一生对书法所进行的思考与探究,形成了沈氏一套完整的书学理论体系。
(本文据孙晓涛、李继凯《再论沈从文与书法文化》,有删节)
沈从文点评宋徽宗:
三两行瘦金体,还比较洒落
一到二十行,不免俗气呆气
书画到宋代后,有了极大变化,说坏处是去传统标准日远,说特色是敢自我作古。经生体的稳重熟练把握不住,虞欧禇颜的创造天赋也都缺乏。试用代表这个时代的苏黄米蔡作例,就可知道这几个人的成就,若律以晋唐法度规模,便见得结体用笔无不带点权谲霸气,少端丽庄雅,能奔放而不能蕴藉。
就中蔡襄楷书虽努力学古,也并不成功。功夫即下得多,作字结体用笔,都呆俗无精神。米芾书称从兰亭出,去兰亭从容和婉可多远!若遇游山玩水,探胜访奇,兴会来时,攘袖挥毫,摩崖题壁,草草数行,自然尚有些动人处。函简往还,叙述家常琐事,跋赞法书名画,间或记点小小掌故,也留下些妙墨佳书,至若一本正经的碑志文字,四家实少合作。苏书《罗池庙碑》,蔡书《茘子谱》《万安桥记》,都笔不称名。黄书做作,力求奔放潇洒,不脱新安茶客情调。恰如副官与人对杯,终不能令人想象曲水流觞情景也。米书可大可小,最不宜中,一到正正经经来点什么时,即大有不知如何做手脚急窘。
此外理学大儒、馆阁词臣、元勋武将、词人骚客,也留下许多作品,如朱熹、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韩绛、吴琚、范成大、陆游,大多数可说是字以人传,无多特别精彩处。倒还是范成大和陆游较好。即以四大家而论,米称俊爽豪放,苏称妩媚温润,黄号秀挺老成,蔡号独得大王草法;其实则多以巧取势,实学不足,去本日远。
即以对于艺术兴趣特别浓厚赏鉴力又极高之徽宗皇帝而言,题跋前人名迹时,来三两行瘦金体书,笔墨秀挺中见苍劲,自成一格,还可给人一种洒落印象。写字一到二十行,就不免因结体少变化而见出俗气、呆气、头巾气,难称佳制。《墨庄漫录》称:
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少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倪思评及宋贤书时,也有相似意见。大米虽有痴名,人实不痴,既善作伪,又复好洁成癖,对于自己一笔字,平时倒看得极重。其实论到宋代几个有名书家笔墨长短时,这种应对可谓相当准确,并非完全戏谑。说宋人已不能如虞欧禇颜认真写字,并不为过。
(摘自沈从文《谈写字(二)之宋四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