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的余晖,通过粤北石峡文化,
影响到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广州,是证据确凿的
2017年9月初,为配合中新广州知识城狮龙大道市政道路项目建设,在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发掘申请的同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考古工作队,对工程范围内调查发现的甘草岭遗址展开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甘草岭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盘铭里的西边,与茶岭隔水塘南北相望,原地表被硬化水泥砖路面覆盖,对遗址原有的文化堆积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文化层堆积基本无存,现地表下即出露早期遗迹。甘草岭遗址的发掘自2017年9月5日开始,至2018年1月30日全部结束,共布设探方(沟)40个,实际揭露2900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阶段的墓葬170座;灰坑81个,其中普通灰坑77个,窖穴类灰坑4个。另外灰沟3条,柱洞约40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文物200多件。
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上部多已被毁,墓坑普遍较小,大部分都是原坑土回填,埋藏较浅。新石器晚期墓葬共有160座,方向以东西向为主,少数为南北向,部分墓葬有两三个并列的现象。个别墓葬之间或者墓葬与灰坑之间存在打破关系,柱洞基本都是打破墓葬或灰坑,从层位上判断它是最晚的遗迹单位,但排列无序,看不出规律。从墓葬随葬器物来看,以夹砂陶鼎、釜和泥质软陶豆、盘为主,多残破,也有几件质地较硬的完整泥质矮圈足罐,时代特征明显。
从现场情况推断,陶器的随葬可能有四种形式:①下葬时是完整器,但因质地松软,被填土压碎,此类现象不多;②本身是完整器,下葬时有意打碎铺在墓底,最多是这类现象;③随葬陶器都是残片,不见完整器,数量不少;④有打碎的完整陶器,也有残片。显然“碎物葬”的习俗在甘草岭墓地很常见,这与粤北石峡文化相似,也有极个别的墓葬不见随葬品。可惜由于酸性土壤的埋藏环境,没有任何人骨或葬具痕迹保留。
随葬石器和玉器的墓葬所占比例不高,此类墓葬规模一般相对较大,伴出的陶器或陶片数量也较多,说明不同墓葬间存在等级差别。石器种类有双肩石锛、穿孔石铲和石钺、镞等,长条形的穿孔石铲磨制精美,看不出使用痕迹,估计是作为礼器来使用。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有装饰类的玉环、玦和工具类的小型锛等。难得可贵的是发现1件玉琮残件,在施工清表后的地表层中出土,器型小,高仅3.3厘米,圆角方形,壁较薄,厚仅0.5～0.6厘米。残器两端各有一钻孔,是由内向外的单面钻。由于磨损比较严重,已无法判断玉琮表面是否有线刻图案。无论从材质和造型看,都与良渚文化同类器非常相似,只是更像“山寨版”而已。结合典型陶器的特征来说,良渚文化的余晖通过粤北石峡文化影响到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广州是证据确凿的。(据《中国文物报》)
神王之国: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
2016年,良渚古城遗址考古队对古城内的姜家山贵族墓地遗址进行发掘。大家意外地发现,墓地边还有一处宋代的房屋遗迹,遗迹边到处是宋人丢弃的酒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蓦然焕发了学生时代的诗兴。
1985年,作为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分配到“最南边”的毕业生,原籍陕西的刘斌来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来担任第四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系主任张忠培教授叮嘱自己的学生:“长江下游是个独立的区域,文化面貌单纯,是块做考古的好地方。”
参加工作后,刘斌的第一个任务是跟随前辈学者王明达发掘绍兴马鞍仙人山遗址,这是一处良渚文化遗址;第二个任务是跟随另一位前辈牟永抗,为1986年的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学术会议整理资料。从那时起,他与良渚结缘已有33年。
渚,意即水中小块陆地。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市郊西北部,水网分割着田野,其间矗立着座座土丘。世居此地的百姓将它们以“山”命名,似乎口气略大。而在考古学家的眼里,这些土丘确实称得上中国史前文化的奇峰。
反山、瑶山遗址跻身“七五”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汇观山遗址、莫角山遗址、玉架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又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支新石器文化的核心区域,贡献了六个“十大”奖项,这并不多见。
“良渚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祭坛)等一系列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玉器,实证了5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成就。”刘斌说,良渚古城内外的一系列发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充分的实证。
在浙江省博物馆,一件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刻有“神徽”的玉琮引人注目。刘斌告诉记者,世界上的早期古代国家,政权和信仰无不结为一体。良渚先民认为玉是自然界中最美丽、最稀有的矿物,因此用玉来祭祀神灵,表现王权。而在长江下游地区,从良渚文化的多个遗址出土的多件玉器、象牙器、漆器甚至陶器上,我们都看到了相同的“神徽”,这就意味着先民有统一的信仰崇拜。
在莫角山遗址,沙土广场、房屋地基、石头台基等遗存重见天日,人们这才发现,它名为“山”,其实是一座由228万立方米土方人工堆筑而成的宫殿地基。四道下垫青泥、上铺石块、再用黄土堆筑,宽约40至60米的城墙遗址,让一座3平方千米的古城重现人间。
在古城西北方向,1条长堤和11条短坝组成了规模巨大的水利系统。其中,老虎岭水坝的剖面显示,先民用芦荻、茅草包裹泥土制成“泥包”筑在坝体关键部位,以增加抗拉强度。回到古城内,多处厚实的碳化稻谷堆积,又见证了良渚古国的农业支撑。城内只有贵族和手工业者,这就意味着良渚古国有权向周边征集充足的物资。
“几代考古人的工作,让世人重新看到了一个存在于5300年前到4300年前的古代王国。”刘斌说,以宫殿为主的王城有3平方千米,王城外围核心居住区有5平方千米,水利系统所直接保护的范围有100多平方千米,巨大的工程体现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力。
而良渚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也逐渐清晰。以良渚玉器为例,陶寺遗址的玉器受其影响,石峁古城还出土过被切成片的良渚玉琮,在更晚的殷墟妇好墓和金沙遗址都有玉琮发现,至于“君子比德如玉”的文化传统,也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不曾断裂的过程,是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刘斌说。
目前,在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100平方千米范围内,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230多处遗址点,而接下来,对这一核心遗址群的研究范围还将扩大到1000平方千米。
“考古工作的魅力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然后求证问题,从而不断追溯人类文明的源头。而能让更多公众感受良渚古城的伟大,感受中华5000年文明的神圣,也会让我们这些考古人感到自豪。”刘斌说。(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