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叶以后,广东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典籍收藏地之一,以收藏精、规模宏大闻名。在文献的采集与保存,珍贵典籍的刊刻,对藏书采取开明的态度,以及探索与我国相适应的分类法等方面,广东藏书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整理
明代邱浚、黄佐,开粤人藏书之风
广东藏书楼的兴起和发展从明初开始。明代广东的经济进入长足发展时期,文化也随之兴盛,博学多才的文人学士层出不穷。洪武八年,诏令各地设立社学,其后广东的书院蓬勃兴起。以上这些因素,都为藏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明代广东藏书家首推邱浚。邱浚出身孤苦,明景泰年间中进士,后历任编修、国子祭酒、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了家乡学子不再无书可读,特于琼山县学建石室以藏书。邱浚辞世后,明孝宗曾赐图书万卷予石室,以示哀荣,石室藏书曾达数万卷,并历代相传。在邱浚备受推崇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一书中,有“图籍之储”专节,这篇文章阐述了我国历代国家藏书的历史,它是当时关于国家藏书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藏书思想史方面的重要论著。
被称为与邱浚同开粤人藏书之风的香山人黄佐也是出身翰林院,平生著述达二百余卷,宝书楼是他的藏书处。其他如张萱及其西园、陈琏及其万卷堂、梁储及其奎翰楼、梁朝钟及其吼阁,都是明代广东赫赫有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
丁日昌藏书
“堪称东南文献之正宗”
清初广东的藏书不如明代兴盛,在乾隆之前,广东几乎没有大藏书家出现。嘉庆道光之后,国内的反清浪潮渐次微弱,藏书之事又逐渐兴盛起来。较著名的如吴荣光的筠清馆、曾钊的面城楼、黄培芳的岭海楼、叶云谷的风满楼等等。在此之后,广东的藏书发展相当迅速,并向规模宏大、收藏精的方向发展。至咸丰同治之后,广东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图书收藏地,人称:“我国私家藏书之富,向以江浙为最,然而到了近、现代,广东藏书家逐渐多起来,大有鼎足而立之势”。
具体表现之一是收藏之精为各地藏书家所瞩目。如丁日昌的持静斋,收藏了因战乱而散出的江浙一带著名藏书楼如郁松年的宜稼堂、黄丕烈的百宋一廛、顾湘舟的艺海楼等的藏书,且大都属精品。持静斋的藏书达十余万卷,人称“百宋千元,丁氏可当之无愧”,又称丁氏藏书,“堪称东南文献之正宗”。
丁日昌之后广东以收藏善本闻名的是南海人潘宗周。此人为洋务实业家,与藏书家杨守敬相识之后,便产生了收藏图书的志愿,且专门收藏宋版书,成为与另一个有佞宋癖的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并称的收藏家。其他如方功惠的碧琳琅馆,其以收藏秘本、海内罕见的孤本而闻名。
藏书动辄上十万卷,
与江浙成鼎足
普遍规模宏大,动辄上十万卷,是这一时期广东藏书的又一特点。如孔广陶的三十三万卷楼、莫天一的五十万卷楼。徐信符的南州楼一说藏书达六十万卷,另一说是一千二百多箱,三百六十余万卷。伦明的续书楼藏书也没有确切的数字统计。据其最亲近的朋友孙殿起在《伦哲如先生传略》一文中说:“先生拥书数百万卷,分贮箱橱凡四百数十只,书斋充盈,并列廊下”,这应该是叙述伦明在北京的藏书情况,不包括在广州的藏书。
方功惠的碧琳琅馆的收藏也是个未知数,他自称藏书十余万卷,但一些曾目睹或亲自处理过方氏藏书的学者和收藏家如傅增湘、陈沣、李希圣都认为,方功惠的藏书远不止此数,或认为有二十万卷,或认为有数十万卷,甚至五十万卷以上。其他如伍崇耀的远爱楼、潘仕成的海山仙馆、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梁任公的饮冰室以及芋花庵主人辛耀文的收藏都颇有名气。由上可知,人称近代以来广东藏书大有后来居上,与江浙成鼎足之势,并非溢美之词。
全部藏书捐给公众,是自广东人始
对藏书采取开明的态度,是广东藏书界最受赞誉之处。历史上的藏书家对自己数十年以至几代人辛辛苦苦、花了无数金钱收藏的典籍,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视若性命,渴望它们如同田庐财帛那样世世代代守护完好。也有将藏书捐献出去的,只限于部分普通的收藏,数量也相当有限。将为数颇丰的全部藏书,捐献给公众,是自广东人始。
番禺人梁鼎芬在近代史上是备受批评的人物,但在藏书史上,梁氏却颇受赞扬。他曾任丰湖书院、端溪书院、广雅书院院长,所到之处,均大力提倡藏书。掌教丰湖,创设丰湖书藏;掌教端溪,创设书库;掌教广雅,则扩充冠冕楼。任教湖北两湖书院、江宁钟山书院时,也是大力提倡藏书。在北京时,曾捐献自己的部分藏书,加上劝捐的书刊,总数达二万余卷,供广东留京学子学习。梁鼎芬生前将其藏书分作三部分:一部分留存于广州,设梁祠图书馆,供当地生员阅读;一部份捐献给焦山寺的书藏,因为他平生仰慕阮元创设焦山书藏的做法;一部分带往北京供自己用。梁鼎芬辞世后,其子按父亲的遗嘱,将其藏于北京光绪陵园。
居室“敝牛斋”的藏书及广州的全部藏书,捐献给广东省立图书馆,据说这批书的总数达二万余册。
梁启超将所有藏书
永寄北京图书馆
在捐献收藏方面备受称道的另一位是梁启超。青年时代梁氏就学于藏书丰富的广州徂徕山馆和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并由此奠定了其一生的学问根底。受名师的引导和濡染,梁启超所到之处,都留意收集图书,后来他退出政界,专心从事国学研究,更不惜巨资购买中外图书,使之庋藏日富。梁启超去世前,曾留下遗言,让其子女将其藏书寄存于北京图书馆,供公众阅览。1930年初,经梁氏亲属和北京图书馆协商,将所有藏书永远寄存于北京图书馆,供人阅览。北京图书馆后来开辟了梁启超纪念室。梁启超这批图书总计达四万余册,此外尚有碑帖千余种及梁启超的手稿、信札等。在中国藏书史上,人们将梁启超和梁鼎芬称为我国近代开献书之风的两个人。
很多广东藏书家都曾捐书给公众
二梁之后,广东藏书家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公众的还有许多位,如陈沣的子孙将传鉴堂和东塾书楼劫余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中山大学,其中有不少珍贵的手稿和文物。徐甘棠将其二万余卷藏书捐赠给岭南大学图书馆,其中有不少属珍本、孤本。黄荫普将其藏书全部捐献给中山图书馆,等等。
另外,有必要特别提出的是潘宗周,前面已经说到,此人专门收藏宋版书,元明以下的版本视之如土苴。他的宝礼堂共收藏了宋版书一百零四种,都是珍本,属海内外难得的精品,其中宋版的《礼记》更是海内孤本,是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那里花重金收购的,被视为镇库之宝,藏书处也因之名以宝礼堂。然而,潘宗周将其二十余年来花巨资收藏的珍贵典籍公之于众,让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如该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中不少宋版书是属于宝礼堂提供的,宋版《礼记》也已影印出版。潘宗周去世后,其后人将其藏书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另外,一些大学也曾得到潘氏捐献的珍本,如岭南大学就曾得到其一些元明刊本。
国学保存会藏书楼
提倡捐书供公众阅览
在谈及中国藏书史时,设于上海的国学保存会藏书楼是不能忽略的。其发起和组织管理的主要是广东人邓实、黄节,此外还有章太炎、刘师培先生等。这个藏书楼创办于1906年,当时为响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号召,组织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藏书楼是这个组织的一个部分。邓实和刘师培、黄节等首先捐出或寄存图书五万余卷,其后积极提倡捐书以供公众阅览。邓实的藏书楼称为风雨楼,收藏的典籍中以清廷所公布的属于焚、毁、禁的书为多。后来此藏书楼发展至馆藏十六万卷,一万多卷善本,这个为公众服务的藏书楼完全改变了传统藏书楼藏而不用的做法,在当时起了重要的开风气的作用。
(本文来自中山大学黄增章《广东私家藏书楼和藏书家的地位与贡献》,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