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受访者:陈伟安

广州艺博院院长

刘济荣和我都是出生于广东兴梅地区的客家人。我对这位画坛前辈的艺术造诣景仰已久,却没有机缘结识,直到2009年4月的“丹青贺喜客情浓——广州客籍画家精品邀请展”开幕式时,才第一次得以面对面交谈,之后也是偶然在一些艺术活动中寒暄请益。

2014年间,刘济荣的大公子刘思东向我传递其父亲有意向公立美术馆、博物馆等机构捐赠作品的信息,其中包括广州艺术博物院,在多次电话沟通后的2014年12月24日,我和同事第一次登门拜会刘济荣,聆听他谈艺术、说人生,当然也讨论作品捐赠的事宜。2015年2月13日,在羊年春节到来之际,我与同事一起第二次登门探访,在喜气洋洋的春节氛围中,他高兴地告诉我捐赠作品的挑选情况,还给我看了亲自开列的捐赠清单。其后,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不太稳定,遴选作品的工作也断断续续。这段时间都是通过刘思东了解老人的健康和捐赠情况,我不敢也不忍上门或到医院探访,生怕老人误认为我有催促捐赠之意。不曾想,2016年12月14日下午,老人家还兴致勃勃与家人在广州美术学院校园散步,谈笑风生,翌日凌晨就撒手西去!悲痛之余,更是自责不已,连老人最后一面都未能见上。

刘济荣去世后,他的家人按照其生前“重要作品,应选择国家藏馆,交国家收藏”的意愿,继续梳理捐赠作品工作。尤其是捐赠工作主要代表人、同时也是身为画家和美术教育工作者的刘思东,在与广州艺术博物院的接洽过程中,不断添加捐赠作品,完善捐赠体系,其中还应我之请,将一批重要的代表作及其对应的创作手稿纳入捐赠范畴,并在2017年7月31日,将689件刘济荣作品捐赠给广州艺术博物院。

这批作品涵盖了刘济荣不同时期的素描、画稿、创作以及一批重要的代表作,这次捐赠也是广州艺术博物院2000年9月建成开放以来接受的一宗数量最大、体系最为完整的个体艺术家作品捐赠,极大地丰富了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品体系,尤其是对广州艺术博物院一贯坚持的岭南地域美术研究这一重要学术领域又增加了一项颇为完整的个案。刘济荣和他的家人的慷慨义举,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并经过层层推荐评选得到国家的褒奖,荣获文化部“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的奖励。

在《刘济荣作品捐赠集》出版之际,同事希望我为之写篇文章,我是满口应承,但真要动笔之时,才发现不易:脑海之中除了对刘济荣熟悉的作品、慈眉善目的脸庞、浓重客家音夹带广府话的普通话之外,相识近8年的时间里,两人面对面的交流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在摄影技术和工具十分便利的情况下,竟然没有留下一张两人的合影照片,原来是熟悉的“陌生人”!

刘济荣1931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罗岗镇官庄村,属于梅州客家地区。从早期中南美术专科学校跟随关山月、黎雄才等接受严谨扎实的学院训练,到留校任教、随同恩师进行中国人物画当代转换的探索与教学,然后北上中央美术学院师从蒋兆和、叶浅予,到去藏区采风写生,再到经受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影响,最终到新时期以后继续进行教学与创作工作,刘济荣所走过的艺术道路,恰恰就是急速、深刻变迁的时代。

讨论刘济荣的绘画艺术,不能不谈牛。中国画坛有种现象,世人喜欢以画家擅画之物而名之,如白石虾悲鸿马黄胄驴等比比皆是,诚然齐白石、徐悲鸿、黄胄画虾、画马、画驴是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但这只是他们绘画艺术名世的一个艺术符号,他们各自在其他更为宽泛的题材领域里都有卓越的成就。与徐悲鸿、黄胄一样同为主攻人物画的刘济荣,也擅长画牛。

刘济荣少时在乡下曾与牛为伍,上世纪60年代踏上西藏高原就爱上牦牛,“文革”时期曾下放广东佛山的“五七干校”做牛倌,晚年以牧牛人为号,一辈子与牛结下不解之缘,自嘲“生在牛村认牛命,只识画牛不吹牛”。刘济荣先“牧”牦牛后“牧”水牛。刘济荣着意画牛是在知命之年,笔墨技法娴熟的他在寻觅人物画之外的题材与寄情载体时,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对牛的喜爱,“铺开宣纸画牦牛,一提笔就有了感觉”,水到渠成,一发不可收。他在《牦牛画法》一书中写道:“我两度进藏区体验生活,就为牦牛‘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所感动,力图表现这种精神,进行了大量的水墨画艺术的探索,作为我艺术实践的试验田。”

刘济荣自言“作品真正的厚度来自日常经验,来自对生活切切实实的感受”,又说“只要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有那么一点点创造、一点点突破,那就不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