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连开三场“书法”讲座
日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在广州连开三场讲座,活动由广州市文联和广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办。邱振中认为,“只有当我们将‘超越宋人’作为标准时,书法技巧的训练才算合格,接下去才能再谈个性和创造的问题”。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作为“2019广州书法论坛——经典的重构”系列讲座,在广州文艺市民空间,邱振中以“并非‘失传’的经典”为主题,分享他探索书法艺术四十余年的心得感悟。暨南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副所长蔡显良任主持,邱振中现场通过观摩分析古人最杰出的笔墨痕迹,还原追溯那些漫长时光中并未消逝的书法经典。而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则以“对话:书法的困境与机遇”为题作讲座,广州美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王见任讲座主持。“2019广州书法论坛——经典的重构”第三场活动,则在黄埔区图书馆(香雪馆)和黄埔区块链国际创新中心举行。邱振中分享了他对当代书法创作的研究心得。
邱振中认为,人们需要通过放大细微之处来训练各种书写技巧,把书法观察、学习、训练的水准,重新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只有当我们将‘超越宋人’作为标准时,书法技巧的训练才算合格,接下去才能再谈个性和创造的问题。”
而在“对话:书法的困境与机遇”的讲座上,邱振中则分享了他去年举办的展览“语·默——邱振中:书写中的诗与哲学”。“语·默”意指当代文本竭力言说与存在之物不可言说之间巨大的对立。展览选取德里达《延异》《书写与差异》片段与策兰诗集《暗蚀》创作大型壁书。德里达与策兰的文本为当代哲学与诗歌写作的杰出代表。
但值得注意的是,展览作品中大多字迹不可辨识,这是艺术家追求的结果,并以此暗示视觉与语义的冲突。但邱振中认为书写的起端、过程和线条的节奏、质感与书法传统关系密切。
邱振中曾撰文认为,“‘字’带来了它所积淀的一切,但这一切都限制在一种结构模式中,有幸逃出这一模式的人们又立即被另一种模式——自己所创造的模式所禁锢。对‘字’的关注和模式化成为一对解不开的连环。我们强调想象力的复归。一种艺术如果不能为想象力提供足够的地盘,那一定是走向死亡的艺术。我们不认为书法是这样的艺术,所以我们致力于为想象力找到腾飞的支点。这样,我们对书法艺术才能的要求与判断,远离传统文人,而更接近其它领域的现代艺术家。”
广州美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王见:
邱振中探索的是“当代艺术”, 强调的是“书写”而非书法艺术
邱振中给我们分享了他去年的展览“语·默——邱振中:书写中的诗与哲学”。如果要讨论展览或展览里的“书写”与装置作品,则更应该放到当代艺术的领域去谈,邱振中也一再明确强调这一点。可是,听众似乎对“当代艺术”不明,一再提出书法问题。
“讲”与“听”有错位。
这主要是因为邱振中一直在书法界(活动)。但长期以来,邱振中并没有在传统意义上的“书法”上“死”下功夫,从早期凸显现代性的表现到晚期强调书写的当代性,是他一贯的艺术主张。可是,大部分爱好书法的人沉浸在中国书法文化的语境里,把“书写”和书法很难区分清楚。比如,拿针管喷墨的艺术行为,也在书法界常常引起争议和讨论。如果说针管喷墨,在其过程中也使用书写性的原则,似乎也没有离开书法,因为“墨”和“书写性”都具有中国书画的象征意义,但实则超越了书法的底线,早已越位,从而进入了“当代艺术”领域。
邱振中当然不同。他的作品有“一半”还保留了书法的元素并强调“书写性”,装置作品则是书写性的转换。如果说书写是在临界状态,装置则完全超界。但问题是,书写的同时他又对传统书法进行了“解构”,首先把字形“解构”掉了。字形没有了,字义也就没有了,辨识度也就取消了。然而辨识度在书法里具有书写难度的意义,没有了辨识度,书写的难度也就荡然无存。因为字形字义的可辨识度,是一种限制,限制产生运笔使转的变化,变化体现书写的技巧和书法的水平。那么,限制没有了,随意性加大了,水平何以体现?
因此,取消字形字义、解构辨识度、放弃毛笔等,都存在舍弃书法传统的问题,实际上走向了当代艺术,与书法分道扬镳。
然而,我们完全可以从“当代艺术”的角度,谈论书法的限定性、文化性以及延展性等,可以把突出“书写”看成是对传统书法的解放,也可以当成对传统书法的某种颠覆等,都没有问题,合乎逻辑。但如果以书法的名义,大谈“当代”和当代艺术,则歧义多多,听者也容易云里雾里。因为很多问题一旦超出书法的涵盖,就进入当代艺术所关注的范围和领域,不宜在书法范围无限延伸。
有意见认为,邱振中在选择书写对象方面,似乎做出了新尝试。其实选择书写哲学文本或选择书写词典索引或选择李杜诗篇,在当代艺术那里,实际上都是一种创作理念,无所谓尝试和新尝试。如又因字形字义已经被解构,书写内容无论是德里达还是李、杜诗,也都失去了意义,选择仅仅成了一个触发书写动机的意义和作品的创意。此时,无论是选择的行为本身,还是被选择的对象;无论是生僻文字,还是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都跟书法的创作和水平无直接关联。作品所体现的水平,应当以当代艺术的水平而论,而不在于书写还是书法。
因此,邱振中的“语·墨”作品,探索的是当代艺术的问题,不是书法作为艺术本体的发展问题。只不过,他在探索“当代艺术”中,借用了书法的元素,强调了中国文化的语境。
广州美术学院谭秀江博士:
日常书写中的偶然性弥足珍贵
邱振中先生对哲学文本的书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是,我们在进行书法探索,应该写什么,文本的内容对书法创作起到怎样的影响,这是他提出让书法家们值得思考的地方。他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这种尝试。传统书法书写的内容,可以说从他那里开始,就有了新的尝试。绝大多数书法爱好者或者书法家都因循传统,在用一以贯之的方法进行书法探索,那这里可发展的空间到底还有多少?我们是否该思考一下,除了古代诗词,或者古代书法作品已经固定的内容之外,是否还有很多可书写的内容?邱振中试图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对书法内容进行限定,反过来就是所有文本都可以是书法创作的对象。
回头看古代的经典书法作品,几乎都是“偶然”所得,或者并非经过深思经营、刻意为之的。这里透露一种“日常书写的偶然性”,也就是说,构成一件经典作品除了高超的笔法、章法外,还有一种不可复制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通常会体现在笔法里的趣味中,有时候是一种临时反应的稚拙。无论是《兰亭序》还是《祭侄文稿》,我们都能看到里面有些笔误的涂改,或者同样的字不同的写法,这些都是日常书写中的偶然性,这是模仿不了,是弥足珍贵的。邱振中先生对“陌生”的哲学文本进行书写是对固有程式化的书法内容的舍弃,而尝试流露更多书写过程的偶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