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迎春(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

20世纪初,中国画面临发展瓶颈,徐悲鸿等先辈遂提出要改良中国画。在对现实的关注中,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成为艺术家思考的主题,古代传统人物画逐步转向写实的现实人物画形态。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力明显有所提高,大大超越了人们对中国画,尤其是对文人画的承载力之担忧。

上世纪70年代,我也遵循徐悲鸿对中国画进行改良的道路,在人物画艺术实践中加入西方素描造型元素,逐渐突破古典文人画程式法则,用水墨刻画工农兵形象,以中国画反映时代面貌。这一时期,本不善于写实的传统人物画,基本可以完成深入刻画人物形象的任务,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现当代艺术思潮涌入中国,关于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再次引起大讨论。有人悲观地认为“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可以进入历史博物馆”等等。这些论调曾引起中国画界同仁一时激愤,也促使他们陷入深深思考。当时,我所在的中国画研究院为此组织了三次座谈会,不同年龄段的画家和评论家就此展开讨论,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观点。老画家们认为,中国画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发展至今,不可能轻易被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所否定。中年画家倾向于认为中国画需要改良,否则将难以承受表现时代发展的要求。一部分青年画家则认为应冲破传统绘画程式的藩篱,紧跟时代潮流。

在这次大讨论中,我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当时,我已有多年中国画创作实践经验,认为不必把西方现代艺术潮流看作洪水猛兽,国门已打开,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是必然,对中国画家的影响,也会有个过程。所以,对现代艺术要先了解、研究,然后再进行选择;对中国传统艺术要敬畏、热爱又不保守。同时,我开始思考,仅注重写实会是中国人物画最终的价值取向吗?

1979年,吴冠中在《美术》杂志发表了《绘画的形式美》一文,1980年又发表了《关于抽象美》一文,这两篇文章使我有顿悟之感。中国人物画仅具有一定的写实能力远远不够,中国传统绘画所要求的写意性、诗意性等在中国画现代形态的形成中同样不可或缺。我开始探索写意中国画的形式语言在创作中如何发挥应有作用。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作画过程中浅尝过立体派、表现派、抽象派。后来,又去欧洲各大博物馆考察了半年,认真欣赏、了解欧洲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及当代艺术。李可染先生曾说,对待传统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而我认为对西方艺术,应以最大的热情走出去,再以最大的自信走回来。通过这次考察中对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和思考,我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前景反而更有信心了,深感中国艺术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何不坚持其特色、挖掘其精髓,使其蓬勃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