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与艺术的坐标中,要准确把握唐伯虎的坐标点,确实颇费了笔者一番苦心。为了弄清这位在三吴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风流才子的“原形”,笔者不顾路途之遥,顶烈日,冒酷暑,至苏州实地考察。待细细追问、盘查、钩沉这位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时,才幡然醒悟:弹词说唱和电影《三笑》的香艳故事,当属市井下民随俗打趣的戏说,而历史上的唐伯虎非但没有如此闲情逸致,相反,在一踏上仕途,得中“领解皇都第一名”后,却因科场冤狱使他一度消沉。颓废,潦倒沦落,甚至涉足青楼,借酒消愁,心中充满了愤懑与不平,并无青云得志的福分,乃至死后墓葬难觅,被埋于荒郊野外、杂草荆棘之间,牛羊践踏,无人问津。此公给笔者的印象倒是一位坎坷不遇、落魄失意的士子,论其风流虽有点拈花惹草,追金卖笑之嫌,但更多是一种忧愤失意,心灰意冷。正如他自称道:“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唐伯虎(1470-1523),名寅,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据传他的祖籍是山西晋昌,出生于苏州吴县,父为商。他自幼天资聪敏,少年时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并博览了大量的史书,名扬于乡里。《吴郡丹青志》说他“才雄气逸,花吐云飞,先辈名硕,折节相下,庶几青莲之驾,无忝金龟之席矣”。十六岁参加秀才考试,中第一名案首,为全城读书人所羡幕,二十九岁参加乡试又中第一名解元,故世称:唐解元。正当他踌躇满志,一心中状元荣宗耀祖时,因都穆妒忌告发,被连入程敏政学案而遭处罚,从此无意功名,专心从事诗文书画。三十一岁时,开始了一生的“千里壮游”,饱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他后来杰出的艺术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筑室桃花坞,靠鬻书卖画维持生计。他对这种以丹青自娱的生涯曾写诗自述:“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后来由于生活窘迫,仅五十四岁便离开人间。在桃花坞处,现在设有后人为他建造的“唐解元祠”,他的墓地在苏州城西横塘王家村。

唐伯虎是一位多才、多艺、多产的艺术家,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精美的诗书画。他的诗文吸取了民间文学的精华,显得生动活泼,清新流畅。他于绘画方面,不仅善画山水,而且擅长人物,尤其以仕女画见长,融合各家之长,又自出新意,独具风貌。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貌美端庄的妇女形象跃然纸上,令人观后流连忘返,无不叹绝。唐寅一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虔诚求学,真心拜文征明为师的佳话不胫而走。

但就其书法而言,笔者倒是有自己的浅见。从今存的《落花诗册》来看,它纯是一种典型的柔弱情态,花枝招展,纤柔细弱,有矫揉造作之嫌。明代王世贞称唐伯虎是“书人吴兴堂庑,差薄弱耳”,我认为深中肯綮。当然,今从他的点画功夫而言,也堪称是书坛上的“正规”科班,藏头护尾,揖让顾盼,法度森严,但无论怎样严守法规,总觉得婀娜过甚。书学赵松雪,本取法非高,而再坠入薄弱之陷阱,自然就难以自拔,加上用笔挫顿欠灵敏,因而纤弱浮滑之态溢于字里行间。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唐伯虎书风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要想获得利润来维持生计,就必须迎合当时市场,如果一味追求个性,强调风格,那自己的作品只好束之高阁,孤芳自赏。

这又是明代书法的一个侧翼。以狂放冲破二王藩篱的徐渭、祝枝山、王铎为一侧,以气韵儒雅而超越宋元的董其昌为一翼, 唐伯虎则是以忠实的步履紧追元风的又一个典型,就其书法实践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成功,但他却为后人研究书法提供了难得的例证。乡间深巷的种传谣与戏说,使唐伯虎成为人们心目中无可怀题的江南风流才子,也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论其才,可湖天管观敏,才华横溢,论其风流笔者倒有些不敢苟同,至少在其风流里掺杂着游戏人生的痛苦与挣扎,呼号与失意,冷漠与惨淡。(李建礼《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