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位极为走红的人物。他的成功与傅山、徐渭等人的苦苦挣扎与追求相比,显得有点不费吹灰之力。“四体书皆国朝第一”的赞誉,不仅有清一代绝无仅有,恐怕连王羲之、颜真卿等超一流的书圣也会生妒意。一介布衣凭借怎样的巨大实力捷足为“碑学”的先驱人物呢?

一、耳濡目染于家学是他成功的第一块基石(1739或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嘉庆帝讳,故以字行,安徽怀宁人。他生长于寒士之门,其父木斋“多才艺工四体书,尤长篆籀,喜摹印”(李兆洛《石如邓君墓志铭》),对其书学影响极大。暇即从诸长老问经,时常心摹手追其父篆刻及古体书,如此良好的家学为他日后立志书艺奠定了先决条件。

二、寻师访友、求教名士是其书艺初成的重要原因。游历是我国古代艺术教育的特殊形式之一,“搜尽奇山打草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名言不知滋润了多少艺术家,邓石如即是典型的一例。为了开拓视野,他离家游历,不辞劳苦,寻师访友,奔走求教。三十二岁时,经人介绍初识客居南京的举人梅鏐,梅欣然接纳,尽出所藏大量的碑刻善本以资其观摩。于是他笃志临池、沉淫翰墨,推索书艺,明雅俗之分,窃秦汉之蕃,如此日复一日,寒暑无断,历经八年,终崭露头角。另外,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不少学者名流,如诗人袁枚,画家毕兰泉,“扬州八怪”中的罗聘等,他们交谊甚笃,一起切磋,彼此取长补短,遂腕力精绝,气象恢宏。

三、浪迹江湖,妙造自然于碑学卓然名世。邓石如学成离开梅家,仍“戴草笠,趿芒鞋,策驴山行,布衣徒手,浪迹江湖”(陈振濂《历代书法赏析》)。其书艺沿着碑学新径艰苦跋涉,顽强不息。书楹于金榜家,受赏于户部尚书曹文植,工书的相国刘墉、精鉴赏的大臣陆锡熊也无不惊叹,以为“数百年无此作矣”,故名震京师,踵门不绝。然而他为人耿介,不趋权贵,遂遭当时书坛霸主的内阁学士翁方纲的诽言诋毁。后与包世臣结为师徒,至石如绝笔,包氏悔恨不已,悲痛万分。邓石如一生涉足大江南北,虽遭冷眼仍矢志不渝,乐此不疲,以一介布衣终成大家,开“碑学”新途,独领当时书坛风骚,名扬天下。

邓石如是当之无愧的清代篆隶书的领袖,他把篆书的体式拉长,以圆转流丽的线条去写他心目中的小篆。他以自己深厚的书学底蕴一振元明以来篆书衰落、大家杳然的寂寥景象,从而他的篆书堪称一代冠冕。小篆一体,自李斯之后实际上没有新的突破,唐李阳冰以篆书知名,但实际上是秦小篆刻石的翻版。自李阳冰之后虽说有人为之但不足挂齿。邓石如的崛起,已经不同于李阳冰对李斯的翻版,使其因袭千年、走入死路的篆书艺术得以起死回生,僵窘的笔法得到解放,艺术情趣远超李氏,从而篆书古体真正作为文人书法艺术的一翼,迅速获得实质性的进展。他的篆书笔法也从古法的匀称平整的单一空间,走向了流动顿挫的时空交错,他掺入了只有他这个时代才有的流美感。其后的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无不脱胎于此。

邓石如的隶书以厚重的笔法作装饰性排比,讲究章法的均匀与线条的浑重感,比起汉隶自由的、工匠式的隶书来,显然更加文雅厚重。

邓石如还是清代碑学高潮掀起的最有力的先导人物。尽管邓对篆隶书的选择是书法高度自觉的表现,他所走的书法之路与帖学书家并无二致,其审美理想与古典审美理想也没有根本区别,但他找到了帖学以外的载体,从而成为了开后期碑学的先声人物。

(李建礼《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

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