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与张桂光先生观点争议之我见——
■王世国(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
前一段时间,中国美术学院陈振濂教授发文称,“书法迈向‘展厅时代’,‘鸿篇巨制’势不可挡!”并称“它的力量足以裹胁任何人,个人渺小得根本无法对抗。”对此,华南师大张桂光教授不以为然,并提出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册页、手卷、斗方、条幅等才是为大众喜见乐闻的形式,而不是大尺幅的“鸿篇巨制”,“书法的前途是走进千家万户。”由此引发一场关于当代书法发展的争论,引起了全国书法爱好者的关注。
其实,张、陈二位先生是各执一词,说得都有点偏激,但是都对。这就像是他俩各自只看到一枚硬币的一面,却忽视了它的另一面。我认为,他俩的争论反映出来的是当代书法家对书法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焦虑。
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是浙江美术学院,这是一所汇集了当代美术20多个学科的专业艺术院校。在如此众多的与当代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现代学科之中,书法因为它与当代工商业文明的天然隔膜,在这里完全没有往日的至尊地位,仅仅是其中的一小块冷冷清清的“自留地”。可以想见,陈先生置身于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之中,各学科快速发展的脚步所带来的压力巨大。他急切地希望用“鸿篇巨制”为书法来一声革新,在美术展厅甚至在社会上制造影响,以提振书法的声威。
而张先生则不同了,他是我在华南师大中文系的同事,是古文字学的教授,特别是在金文研究方面很有成就。张先生可以说仍然保持着一位传统文人的风貌,在自己的书斋斗室里安静地从事着古文字研究和书法艺术。在华南师大,文学院的中文系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校史上曾有几位中文系的教师或毕业的研究生晋升为学校校长或副校长。张先生的工作和生活完全没有来自周围学科的压力,自然也不能理解陈先生的急切心情。
从宏观上来看,中国书法的发展在当代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包括美学观念)的冲击下,的确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晴耕雨读式的农耕文明相适应的传统书法,在现代工商业文明时代的社会中,也越来越显得边缘化了。那“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每家每户都挂着中堂、 对联,甚至牌匾的情景,如今大概在皖南徽州才可以见到了。
眼看着书法在千家万户中日益消失,有着旧式文人情怀的张先生大声疾呼“书法的前途在于走进千家万户”,希望书法能重回人们的书斋案头,人们能够继续捧阅书札、册页、手卷,在厅堂里观赏条幅、对联、中堂。而陈先生则是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希望书法真正成为一种与绘画比肩的艺术创作,在形式和呈现方式上能够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唤醒社会对书法艺术的关注。可见,两位先生均是用心良苦啊!可惜他俩都未能理解彼此的处境,都未能看到各自正确的一面。
书法的发展与演进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的。然而,“足以裹胁任何人”的力量不是“鸿篇巨制”式的书法,而是滚滚向前的历史的车轮。随着工商业文明和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书法不再是实用的工具,而变得越来越纯艺术化。其实,从实用到艺术,这正是许多艺术形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的确,曾几何时,书法与诗同等,并称“诗书”;书法的地位高于绘画,世称“书画”而不能称“画书”。在文人士大夫占据社会政治舞台的同时,书法也占据着艺术舞台的中心位置。如今,书法这种至尊地位逐渐丧失,风光不再。同时,工商业文明和信息化带来的人们审美观念和趣味的变化,也为人们审美需要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这使得书法“走进千家万户”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靠“鸿篇巨制”在展厅里闹出点动静,以引起社会对书法的关注,那也只是昙花一现。
当代书法家对书法发展前途的强烈关注,这是对的。不过我认为,大可不必焦虑和惊慌失错,而是应当调整好心态,坦然面对,不要把书法太当回事,唯我独尊。要知道,书法早已不是日常书写的工具,它早已走过了人人执笔的辉煌时代。一方面,今天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毛笔书写都是毫无感受和认识;另一方面,对于韵律、节奏、线条、色彩等构成的抽象美的鉴赏力,又是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修养。这必然导致“曲高和寡”。
不过,书法作为可供大众选择的众多艺术形式之一,它也具有其它艺术种类所不具备的优势,即书法有“法”。书法在千百年文化演进中积累下了明确的规律和法则,这就使得精深的书法艺术又是人人可学,能够学而知之。
况且,书法的运笔用墨、结字造型、章法布局所讲究的动与静、提与按、疾与涩、中与侧、顺与逆、开与合、揖与让、大与小、轻与重、虚与实等辨证和谐关系,正是缘于中国文化所崇尚的阴阳之道和自然法则。因此,它比西方的抽象画更容易被国人所理解和信奉。
所以,尽管书法并非人见人爱,但是人人可学,它一定会被爱它者所爱,被懂得和理解它的人执着追求。
陈振濂:书斋斗室,雅兴而已
“鸿篇巨制”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书斋斗室,雅兴而已,无法承载“鸿篇巨制”的巨大尺寸与宏伟感觉;而写毛笔字,尺页、 手卷、斗方、条幅,应用足矣,“鸿篇巨制”纯属画蛇添足的多余。但在一个公共空间,在一个注重艺术创作表现力的美术馆展厅中,“鸿篇巨制”的铺天盖地、海雨天风,却足以震撼观众、引起审美激荡,它肯定不是个人心绪的悠闲风雅式浅斟低唱,而是一种超越庸常的审美情态的喷发与宣泄,是艺术爆发力张扬与挥舞的“颠峰”状态。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唐代狂草僧怀素:“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 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
相对于案头小札手卷册页,古代书法史中的秦碣汉碑,是“刻壁书”;六朝至唐,多建寺庙道观,于是又有了“题壁书”;而明清连绵狂草大轴巨幛,是“悬壁书”。这三个“壁”,都不是后世的“书斋”所可涵括的。毋宁说,书斋文化传统只是中古以后宋元以下的近世传统;而“鸿篇巨制”所代表的,乃是秦汉唐的上古书法雄强传统。今人把满壁书法顶天立地作为时人别出心裁的“创新”和炫奇斗巧,还义正词严信誓旦旦地横加挞伐,实在是孤陋寡闻、不读书之过耳!
只要是超大尺幅、动辄丈六乃至高五、六米而整墙整堵、满纸烟云者,当然就是“鸿篇巨制”的第一书法样板。当然,也有以寸楷长卷案上写几万字累积而成大制作,即小字密集积成厚册大幅者;但最典型的,还是以非常态的超大尺幅空间、超大的榜书大字、超大展壁展示为基准来定义“鸿篇巨制”。
张桂光:把进展厅作为唯一追求,这是扭曲的心态
古代书家是精神贵族也许不假,但大师巨匠都不是自命的,而是实践中形成、为大众及后世所公认的。他们的创作,代表着整个书法文化的精英部分,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艺术宝库,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遗产。陈先生为完成“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刻意制造展厅文化与书斋文化的对立、鸿篇巨制与日用小品的对立,要将这千年遗产当成绊脚石踢蹬,将震撼、激荡的感觉强加给人们,将人们享受悠闲风雅、浅斟低唱的雅兴剥夺掉,要人们跟着他将“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忽然状态变成常态,难道要我们天天都大叫三五声?诚如明项穆《书法雅言》所云,书写的状态有常态,有变态。变态乃“一时之变”,偶一为之,未尝不可,若变态取代常态,那书法的文化精神就失去了。
张旭尽管颠狂,但他所写《郎官石柱记》却静穆闲适,端庄谨严;傅山草书雄奇宕逸,小楷则沉厚安详。一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追求,鲜见陈先生这样一味追求鸿篇巨制的宣泄、震撼,讥讽悠闲风雅,并想凭藉权大气粗将其鼓捣成潮流的。作为一个学者,陈先生写出这样的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学术自由,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位中国书协领导层中的公众人物,你所提倡的就会成为导向,建议还是慎重些好。
学习书法,是个人的一种爱好,一种追求,目的是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愉悦身心,有利于工作并为大众服务,当专业书法家只是极少数人的事,而专业书法家能够并愿意像陈先生那样舞动巨笔随意挥洒的就更少之又少了。陈先生大力提倡这种只能被少之又少的人接受的所谓“ 艺术”,把展厅看作是“书法唯一的生存空间”,岂不是有违学书初衷了吗?学书者把进展厅作为唯一追求,这已是扭曲了的心态,并已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