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有文人书法的传统。”陈志平谈当今书画界现象——
简介
陈志平
湖北鄂州人,美术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教授、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校美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岭南书法历来偏于一隅,与北方主流书坛有着不一样的呈现,直到清代康有为对“碑学”的鼓吹和实践,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岭南书法的面貌乃至中国书法的格局。因此,每每谈及岭南书法,首先绕不开的便是康有为。业界有关书法话题的讨论,已经持续数月。日前,暨南大学教授、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陈志平接受收藏周刊记者专访,围绕康有为、碑学、帖学等核心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康有为是晚清倡导‘碑学’的领军人物”。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朱钊莹
早在唐代甚至更早,“碑”便已进入书法家的视野
收藏周刊:谈岭南书法,首先绕不过的,就是康有为,无论是他的书法理论还是实践,都值得一书,谈谈您的看法?
陈志平:谈康有为的人很多,但把他谈透彻的人,却凤毛麟角。可以说,康有为是晚清倡导“碑学”的领军人物。要讨论康有为与“碑学”的关系,首先要把“碑学”的概念梳理清楚。“碑学”既是书学范畴,也是金石学的范畴。“碑学”并非清代才开始,早在宋代,欧阳修就对“碑学”有研究,《集古录跋尾》是其代表著述。欧阳修收录古碑,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有利于历史研究;第二,有文学价值;第三,历史价值与文学性都不怎么样,但书法好。因此,“碑学”本质上是跟历史、文学、书法都密切相关的,但现在很多时候讨论“碑学”,往往只是把它放在书法里。
历史上传说王羲之到许洛观碑,这应该是唐代人的臆说。但拿王羲之来说事,无非是为了说明“碑刻”对于学习书法的重要。还有一说,欧阳询无意中看到一块古碑,知道是晋代书法家索靖书写,便“守在碑前三天三夜方才离去”。从诸多书法家“观碑”和取法碑刻的记载来看,最晚在唐代,碑刻便已进入书法家的视野。对帖最广义的理解是,凡是能拿来当书法范本摹写学习的,都称为帖。甚至碑拓,也可称为帖。但还有一种帖,叫刻帖,例如《淳化阁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册。
收藏周刊:帖与碑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陈志平:碑的本质是传播“文”的,帖的本质则是传播“书”。为什么要刻帖?就是把好的书法范本刻下来,传承下去。汉代为什么要刻碑,刻碑以记事,例如《石门颂》《张迁碑》都是歌功颂德的,是传播“文”的。而刻帖,目的就不一样了,谁的书法好,就刻谁的,比如在《淳化阁帖》里,王羲之的书法几乎占一半。但刻帖有个问题需要注意,它属于二度制作,甚至三度制作,一直传到清代,便延伸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书法失真严重,而且出现了审美疲劳,随着清代新一批的金石文物的出土,碑刻的直观、新鲜感与陈腐的、失真严重的刻帖形成鲜明对比。书法研究者们转而开始关注“碑学”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书为“形学”是康有为“碑学”的核心观念
收藏周刊:康有为对“碑学”的认知是否也有所侧重?
陈志平: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就有提到“本汉”、“传卫”、“宝南”、“备魏”、“取隋”、“卑唐”。在他看来,“本汉”意即以汉碑为本。而何为“宝南”?因为汉魏以来的碑刻多为北碑,南方的碑相对要少很多,但南碑虽少但亦可珍视。在康有为看来,南碑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其艺术价值不比北碑差多少。但很多人谈“碑学”,多数是指北碑。
康有为的“碑学”理论,最富有独创性的就是“传卫”,即对卫门书派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卫派”是与以钟繇、二王为正统的魏晋南朝书学相抗衡的北方一派,这一派最显著的特点是“重形”。但因汉魏以降历代书法均在“钟、王”的影响下发展而来,一枝独大,而“卫派”则日趋式微。康有为提出“书为形学”,强调字的外在形态和威仪,这与钟、王以降形成的强调“写心”的文人书法传统有所不同。作为“心学”(刘熙载语)的书法成为魏晋以降的中国书法主流,作为“形学”的一面没有得到彰显。
收藏周刊:康有为强调“书为形学”是否跟当时的西学思潮有关?
陈志平:的确是这样。康有为“周游列国”之后,回来把文人书法传统重新定位,强调书法中“字”本身的因素,重新拈出原本存在的“重形”传统,从视觉艺术的角度将中国书法与西方传统相对接。所以,康有为的碑学理论具有世界眼光。
收藏周刊:康有为在书法创作中,如何体现他的这种新的主张?
陈志平:康有为有深厚的帖学功夫,同时,他又从碑刻中吸取营养。他的书法结构平正、气势逼人,突破了传统帖派书法妩媚小巧的面貌。按照白蕉的评价,康有为的书法不讲笔法,如“烂草绳”,殊不知这恰恰是康有为的过人之处,表现为对碑派书法用笔“中实”的借鉴。康有为的书法最重要的特质就是“鼓荡”,包括结构和用笔,深契汉魏书法的传统。
“三大行书”暗合了书法史的发展
收藏周刊:如果梳理中国书法史,康有为在清代能占有一席之地吗?
陈志平:康有为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碑学”理论方面,实践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应该是清代的邓石如,所谓“四体皆精,国朝第一”, 还有张裕钊。我看中国书法史,三甲应该是王羲之、颜真卿、苏轼。为什么?在唐代之前,书法就是书法,没有其他更多的外在元素,大家评价王羲之,只关心他书法家的身份。但到了颜真卿,他除了是书法家,他还是道德模范和文字学家,“人”的因素和“字”的因素被凸显出来了。我们对王羲之,只看书法,没人关注他的人品,但从颜真卿开始便有了变化,人品占了重要位置,人和书同样重要;到了苏轼,不但要求人品好,还重视背后的“文”。书法史上“三大行书”正是这三位的代表作,亦是“天意”。元明以来的书法基本是沿着文人传统向前走,没有出现本质的改变一直到清代邓石如,他绕过王羲之,取法秦汉三代,真正地把篆隶传统重光了。同时以布衣的身份突破了既有的文人书法传统,因而成为继王、颜、苏三位之后的第四位伟大的书法变革者。
收藏周刊:为什么历代只有“三大行书”,而且并没有提到其他书体有排列的?
陈志平:也有人把米芾的字排在行书第四,从艺术上来说没有问题。但在我看来,“三大行书”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们暗合了书法史的发展,如同我上面讲的,“三大行书”背后体现的是人文和历史的内涵,深契了书法作为“艺”、“人”、“文”的三个侧面。也曾有人排列过“十大草书”“十大隶书”等等。但最后发现,无论如何排,都只是停留在从书法到书法的层面,缺乏与历史有深层次的关联,因此不能为大众所接受。
岭南书风有阳刚之气,重气节
收藏周刊:能不能说,行书作为书体,确实是书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体现?
陈志平: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毕竟行书在推广与传播上有一定优势,它不像草书,老百姓很难看懂;又不像楷书,过于正,近乎刻板。
收藏周刊:您认为存在岭南书风吗?
陈志平:岭南书风可以认为存在,好坏不好评说。但特点可以勾勒一二。我曾经戏言,江南书法以江为界故阴柔,岭南书法以岭为界故阳刚。岭南书风首先具有大岭山脉的阳刚之气,重气节,不作妩媚之态。从明代陈白沙的“茅龙书”,到清代康有为的“碑学”,具有刚健有为的特质。另外,岭南书风还强调学问,从陈白沙、康有为以来就是如此,这是文人书法的传统。容庚、商承祚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学问深厚,书法中流露出的那种文化气息,是独特的,后人难以企及的。
当代书画界的两大痼疾是:画家不善书法,书法家不读书,这是一种让人担忧的不良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