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航
“一位40多岁名叫孙家禄的儒雅商人,正兴致勃勃而又肃慎万分地在小镇上徙倚,忍不住慨叹。此时的他,瘦削,神色微愕。
小镇,只有一条穿心而过的马路,面积并不大。他数了数,理发店也只有三四家;但小镇的蕃昌程度,还是让他一惊:“这里的商业活动范围,倘要开列清单,可以成为一本小册子。有人说笑话,这里什么都有交易,除了死人……”他想着想着,不禁冁然——在抗战以后的若干“暴发”的市镇中间,这地方“总该算是前五名中间的一个”。
这小镇,叫老隆,位于广东省龙川县。
这名商人呢,昂昂自若,什么生意也没做。第三天,就悄悄离开了这片“走私商人的乐土”,赶往韶关去了。
也或许,他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茅盾。孙家禄,不过是个便宜行事的化名。”
这是1942年元宵节当天。同一时期或前或后抵达老隆的,还有以下人士:何香凝、柳亚子、李伯球、陈汝棠、邓文钊、邹韬奋、张铁生、张友渔、胡绳、蔡楚生、乔冠华、廖沫沙、胡风、梁漱溟、丁聪、陈策……一共300多位。这些名字,掞藻飞声。每一个都与中国现代文化史辅车相依,休戚是同。
老隆,与有荣焉
茅盾没有忘却这小镇。他长辔远御,写下名篇《老隆》。
是的,老隆这地方,声撞四野,还真值得垂名竹帛,沿流溯源。
2232年前,年轻的赵佗就到过这里。他随秦始皇平定岭南的千军万马而来。立老隆寨顶,极目四望,远山如兽,近水若厉……依山阻河,易守难攻啊。老隆,遂成南海郡龙川令赵佗的防御要塞。赵佗,亦被毛泽东誉为:南下干部第一人。
震惊中外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业业矜矜,依然选择了“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的老隆作中转站。前不久,小镇上的“福建会馆”作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评上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国家对一个小镇的极大弘彰和文化礼赞。
但凡称得上“大营救”,必是惊心动魄,慨当以慷。那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相继沦陷,“恨未书生添两翼,竟留虎口困降城”。就在当天,中共中央、周恩来就分别发出特急电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迅速应变,不惜代价抢救出困留在港的文化精英,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然,苍天有泪——广九和粤汉铁路南段此时已被日军控制,从惠州向大后方转移,只能先走水路。
先走水路,再转陆路,老隆当然是中转的不二选择。其一,它地处交通要冲。作为东江航道的终点,由此乘汽车,往西可达韶关,经湖南转往广西、四川;往东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往皖南、苏北。其二,这里有较好的革命基础。彭湃曾以此为根据地,大力宣传革命思想。1923年8月,他还在这里同陈炯明谈判,营救出农会干部。
老隆,天降大任
其实,茅盾在老隆街头闲步之时,一位身形矮小、穿着唐装的“客人”正在老隆的“福建会馆”里劳心苦思。
这位“客人”叫连贯,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和廖承志、张文彬等负责此次大营救。福建会馆,是其住处,也是联络、调度的大本营。
福建会馆,丹楹刻桷,画栋飞甍。它始建于清末,三进院落式布局,宽15米,深38米,有夸张的层高。附近的三间商行——“义孚行”、“香港汽车材料行”和河唇街的“侨兴行”办事处,都是秘密联络站。特别是“侨兴行”,与朝野官员、城乡士绅建立了一张不错的“关系网”,在粤、桂、湘等省均设有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这为疏散护送提供了极大便利。
话说回来,这些便利也只能算作助力与安慰,营救终究还是抱虎枕蛟、兵在其颈的事。老隆镇内军警密布,关卡林立,特务常出没于茶楼、酒肆、旅馆间,缉捕得紧……就是出了镇,一路也是重重检查,谈何容易啊。
因了这凶险,文化名人到老隆后不能久留,多数人住上一两晚,即乘商行安排的车前往韶关或闽西南。像张友渔,从惠阳坐船到老隆后,立即坐上连贯所雇贩私盐的汽车,急匆匆朝韶关赶。中途,听说前边查私盐查得紧,盐贩子不敢走了,又折回老隆。待了一些时候,确信无大碍了,汽车才又开出去。
也有少数特殊的、影响大的文化名人,会先安排在周边隐蔽下来,待时而动。比如,柳亚子、邹韬奋等人。
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到老隆后,遇到了“顶子”(注:麻烦)。地下组织临时撤退,无法按时交接。几天后,通知先送到兴宁避一避。不料,途中又遇查房,交通员因为登记的年龄与答问的不符,被警察带走……到兴宁后,柳亚子父女被安排在下石马村张华灵、陈宛聪家隐蔽了半个月。“每天三餐粥饭,都由她(注:陈宛聪)送来不算数,还要请我们喝酒,差不多天天有酒喝。此外,连我们的洗澡水和粪桶,都是她和华灵二人亲自料理的……”“我觉得是离开香港以后最大的愉快,有些乐不思蜀起来。”临别,柳亚子留赠张华灵夫妇诗一首,以颂高谊:
十日流连醉梦间,君家情话最缠绵。
授餐适馆寻常事,难得樽前一破颜。
营救邹韬奋,更不啻于一部惊险小说。当时国民党密令特务机关严查邹的行踪,并下达了“一经发现,就地惩办”的指令。发引千钧,周恩来电示:“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邹韬奋遂被化名为“侨兴行”大股东“李尚清”,由老隆送到本行经理陈炳传老家梅县江头村“养病”。这一隐蔽,就是近半年,其间种种险厄,已难尽述。临别,邹韬奋撮录鲁迅先生一段话赠当地同志: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日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启程。为周全起见,邹韬奋戴礼帽,着银色唐装,乔装成回上海休养的商人模样。3名交通员分乘两辆“侨兴行”货车随行护送去韶关:一人充当邹韬奋的伙计,同他并排坐在驾驶室应付沿途检查;一人坐在车厢里,装作萍水相逢的同路人,应付意外;另一人坐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内,以便有情况即时向组织汇报……
老隆,荡荡之勋
行险侥幸到了大后方,茅盾感佩交并,写了散文集《脱险杂记》以资追怀。对这场大营救,他给了极高的评价——“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
40多年后,作家廖沫沙回首这段经历,还不禁感慨:“这不但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的功绩,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一次严峻、艰巨的大撤退。”
梁漱溟脱险后,给儿子写了封公开信。信中说:“我是注定不会死的。因为我要死了,中国的文化就会中断,‘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为之改辙’,所以,这次大难当头,到处都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帮助我,使我化险为夷,这是天意。”
无论梁漱溟的“天意说”是否切当,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人的关爱、珍视是确信无疑的。在营救过程中,周恩来复电强调:“以后凡疏散问题与电复直发给我,以免延误时间。”“到东江二百余文化人统战干部,除已电告之十余人外,其余是些什么人,请分别电告。”营救组织者叮嘱一批又一批鹤立企伫的文化人:“不要带钢笔、书籍,以免暴露知识分子的身份。”“不要用北方口语讲话。”“要以回乡为名结伴而行”……殷殷情,切切意,感人肺腑。要知道,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全面执政,仅仅是偏居一隅啊。
具体负责此次大营救的廖承志、乔冠华、连贯等人,更是履险蹈危、奋不顾身。1942年5月,廖承志为营救文化人脱险而被捕。在狱中,他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手。”
连贯呢?也令人闻之动容。他考虑重担在肩恐难顾及家人,遂让妻子携三个幼儿从香港逃难。一路上,母子四人先是遭日军飞机轰炸,后又遇强盗抢劫……绝望中,他的妻子发现隔壁旅馆住了一群看着有些面熟的人,遂表明身份请求带上一起回老隆。当时,邹韬奋等人十分惊讶:“我们从香港一出来就有人护送,一路上都有人安排,而作为连贯的家属,怎么会沦落到跟难民一起逃难呢?”
老隆,拳拳服膺
徜徉在老隆街头。
旧时的街衢,依稀可辨;今日的楼台,勃勃有生气。错落中,历史的烟云蔼然升腾,浩瀚无际,舒卷不息……
我想起毛泽东同志1942年所说:“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
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的深刻论述:“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开拓者、文化的创造者、知识的传播者,必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
我想起很多,很多。甚至,我想起了罗伯特的诗:“丛林迷人幽暗深远,可我早已许下诺言,路迢途远岂敢酣眠……”
在心底,不由得,轻轻唤——
老隆,老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