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在表现丰收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属于花鸟画的作品,则把农业丰收转化为一些为人们所垂涎的蔬果之上,基本上是突出一个大字,然后是品种之全,农林牧副渔的全面表现,成为这一时期花鸟画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这一时期传统花鸟画的推陈出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这一类创作以北京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为主,而其中以画师之间的合作为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北京画院集体创作的《力争农业大丰收》(1958年),上海中国画院孙雪泥、朱文侯、张大壮、江寒汀、唐云、王个簃集体创作的《大丰收》(1959年)。在北京画院的作品里,除了蔬菜瓜果之外,还出现了小麦、水稻、黍子、玉米、向日葵。而上海画院6位画师的合作与北京画院的集体创作所表现的内容基本相近,只是去掉了北方特产而增加了一些江南地区特有的蔬果时。隔一年,上海画院集体创作的作品中增加了情景,既有远处的粮堆,又有近处运输的板车,品种则增加了鸡、鸭、羊、鱼等,蔬果的品种更为齐全。

其中张大壮以画水族著称,所以,他延续着这样的方法,于1972年创作了《带鱼丰收》、1974年创作了《新豆涌到》,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70年代还有陈佩秋的《饱饱金珠胜似春》(1974年)。直到2001年,吴玉梅还创作了《菜篮子工程》。而在表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方面,还有很多作品,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来楚生《收菜籽》,袁杰英《丰收时节》(年画),张碧梧《满山花果喜丰收》(年画),罗映球《黄麻丰收的时候》(版画)。

在油画、版画等其他画种表现“丰收”的题材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朱乃正创作于1962年至1963年间的油画《金色的季节》(152.5cm×161.4cm,中国美术馆藏),该画以仰视的角度表现了两位藏族妇女扬青稞的场景。在一个把地平线压到低至极限的构图上,两位藏族妇女矗立在画面上,她们相向而立,手中的簸箕在不同的高度之上,从中飘出的青稞与她们飘扬的头发,表现出的动感,能够让人们感受到风的吹过。这是一个青藏高原上的劳动欢歌,也是这个时节中的丰收诗情。虽然,《金色的季节》不像其他多数表现丰收题材的作品那样,以高高粮堆、称重等来显现丰收;也没有表现丰收场上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多样的劳动内容,只是以扬稞这一具体的局部过程来表现丰收这一丰富的内容。在黄色调衬托的背景上,主体人物的黑和棕色表现出的浓重,正是藏族服饰中的那种基调。地平线上左侧建房的场景,与右侧的雪山等表现了地域上的特点。朱乃正诗意地表现藏族的丰收场景,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题材中的代表作,而且在表现“丰收”主题方面的独特性,亦在这一题材的创作中的具有重要性。

与朱乃正创作《金色的季节》的同时,李焕民创作了版画《初踏黄金路》(54.2cm×49cm,1963年,中国美术馆藏),这是李焕民一生中的代表作,也是版画在表现“丰收”题材的诸多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与《金色的季节》相似,《初踏黄金路》表现的也是藏族丰收的题材,主体人物也是两位藏族妇女。《初踏黄金路》在表现“丰收”时,没有用常见的藏族人载歌载舞的方式,而是选择在收割完工后回来的路上。

1972年,顾盼、潘鸿海合作的油画《又是一个丰收年》(110cm×80cm)是一个时期之内的代表作,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显然,它出现在那个时期,在表现“丰收”主题方面,以一位在称重的女性于丰收场上发自内心的喜悦的心情,和丰收场上的色调与光影关系,尤其是来自地面稻谷上的金色的反光在人物身上的色彩关系,表现了“丰收”这一主题。这是一个具有丰富细节的构思与构图,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特点,又在时代可能性中的表现出了艺术上的追求。而在1989年的第七届全国美展上,孙向阳的油画《金秋》(124×114cm),从宏大叙事的丰收表现中回归到家园,又出现了新时代中的转变。可以说,不管是如何的变化,“丰收”对于农民、对于社会的意义,都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