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多年之前,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满天星斗说”,认为五六千年前,从辽西到良渚,中华文明的璀璨火花就像天上遍布的星辰,各有根源,各自熠熠。“费孝通所首倡的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结构框架的论断,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突破了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即从中原起源)的传统看法。(差不多同一时代)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金杖、金面罩等,与中原青铜文化迥异,迫使学术界重新思考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这个重大课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说。
“此次三星堆发掘成果令人振奋”,段渝在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专访时说,从新发掘的4号坑确认了当年断代的正确性,到丝绸痕迹和丝蛋白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乃至黄金大面具和象牙的发现,“此次是在更大程度上,用更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证明并进一步深化了‘多元一体’的论点”。
4号坑和1号坑均属商代晚期
收藏周刊:您怎么看待此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是否解决了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段渝:此次三星堆发掘成果令人振奋,既出土大量与1、2号坑相同或相似的器物,又发现不少前所未见的器物。因为发掘尚在进行中,所以目前还不能对三星堆的新发现做进一步推论。不过根据已有的发现,可以说,至少从对4号坑的年代测定,明确了此坑的年代。因4号坑的出土物与1号坑近似,可以认为1号坑的年代与之相近,二者均属商代晚期,这就确认了35年前的断代的正确性。当然,新发掘的其他5个坑的年代测定数据目前还未公布,但从坑的布局、出土物、打破关系以及其他有关现象来看,其间应有一定的时间差距,有待于年代测定结果的公布才能确定。
收藏周刊:这8个坑是祭祀坑还是器物坑?它们之间有何异同?
段渝:关于三星堆埋藏器物的坑,总的看来,坑内所瘗埋之物多属祭祀之物,但其中存在性质和功能等区别。如,其中有的是祭器,有的是祭品,有的是供奉于神庙中被人用作崇奉之物,有的则是先祖神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其中还有不同族群之别,十分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从坑内器物的种类等情况看,坑的性质也应有所区别,有的坑瘗埋象牙,有的没有;有的坑出土大量青铜制品,有的坑出土大量黄金制品,有的坑则发现建筑构件材料,如此等等,都显示了其间的区别。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几个坑的性质都不能一概而论,至少目前不能定论。
收藏周刊:“搬出来,把它烧了,再把它埋下去”,当时的人为何会这样对待坑里的器物?
段渝:从神庙或祭祀场地把器物送到特定地点焚烧,让烟火直达上天,告慰上天或先祖,其后再将焚烧过的器物瘗埋,这是古人的一种祭祀礼仪,称为“燎祭”。
“青铜大立人”可能穿丝绸
收藏周刊:此次首次发现了3000多年前的丝绸遗痕,这里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段渝:三星堆首次发现丝绸痕迹和丝蛋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历代史籍均记载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称颂嫘祖为中国蚕桑丝绸之祖。黄帝嫘祖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子女,嫘祖氏族与岷江上游蜀山氏(今四川茂县叠溪)通婚,促成了蜀山氏从饲养桑蚕到饲养家蚕的重大历史性转变,由蜀山氏演变为蚕丛氏,从而引发了古蜀丝绸的起源和演进,在中国蚕桑丝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从蜀山氏到蚕丛氏名称的变化表明,两者关系是前后相续的发展演变关系,也是生物学上的遗传变异关系,包含并体现了深刻的历史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交替。
从蜀山氏到蚕丛氏的转变,初步完成了蚕桑、丝绸的早期起源阶段,进入发展、传播的新阶段。其后,随着蚕丛氏从蜀山南迁成都平原,“教民养蚕”,推动了古蜀蚕桑和丝绸业的兴起和演进,成为中国蚕桑、丝绸业的主要原产地和丝绸生产基地之一。到商代,蜀地的丝织业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花冠,身着内外三重衣衫,外衣长及小腿,胸襟和后背有异形龙纹和有起有伏的各种繁缛的花纹,它的冠、服所表现的就是蜀锦和蜀绣。此次在三星堆发现丝绸痕迹和丝蛋白,可以说从一个重要方面证实了这种推想。另外,三星堆丝绸痕迹的发现,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也提供了重要资料,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黄金面具或是套在青铜人脸上的
收藏周刊:本次还出土了大量象牙。今天并不产大象的成都平原,为何拥有如此之多的象牙祭祀品?
段渝:关于成都平原象牙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仅靠表面现象作出解释,究竟如何尚需进一步研究。
收藏周刊:出土的神秘黄金面具,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是否存在承袭关系?
段渝:从1986年发掘看,黄金面罩是贴敷在青铜人头像脸上的。但此次发现的黄金面罩与以往发现的有所不同。从体量看,发现的仅仅是一半,就宽达23厘米,高28厘米,若复原则宽可达46厘米,超出真人脸孔的大小。再从形制看,此次出土的金面罩做工十分精细、规整。因此这张金面罩不大可能是贴敷在真人大小的青铜人头像脸上,有可能是套在更大的青铜人头像脸上。但这也是推测而已,究竟如何,尚需进一步的资料进行研究。至于说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罩的关系,从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看,应有承袭关系。不过三星堆金面罩比金沙的大得多。
从三星堆到金沙是内部王权更迭
收藏周刊:从三星堆的衰亡,到金沙的兴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的流布?三星堆在巴蜀文化的坐标系里占有怎样的地位?
段渝:在商代古蜀王国的权力结构中,三星堆是蜀王之都,是古蜀王国的权力中心和首位城市,金沙遗址包括十二桥遗址作为早期成都,是古蜀王国的次级权力中心和次级城市,二者均属古蜀文明范畴,它们与古蜀分布在其他地点的不同层级,建构了商代古蜀文明的权力构架和早期城市体系,其核心为三星堆王都。商末周初,由于古蜀王国内部的王权更迭,也就是杜宇推翻了鱼凫王,自立为蜀王后,移都成都,所以在成都市金沙遗址可以见到大量三星堆文化的因素,但缺乏三星堆的大型雕像群的因素,而又出现不少新的不同于三星堆的文化因素。
这里很关键的是,从三星堆到金沙,是古蜀文明内部的王权更迭,并非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同时还需明白,金沙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已经存在,它与三星堆有一个并存时期,当三星堆走向繁盛时,金沙也在发展,并非三星堆衰落后才出现了金沙。
发掘由33个不同学科协同进行
收藏周刊: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颠覆性”体现在哪里?回望一路历程,它对于我们在考古观念上、研究方法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段渝:三星堆的新发现其实并不是什么“颠覆性”。1986年三星堆的发掘,已经证明了“多元一体”的观点,此次当然是在更大程度上用更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证明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论点。三星堆既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又与其他区域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共性,即是说三星堆的文化因素有着多种来源,如二里头、石家河等,使得它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优秀因素,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文化,使其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平,充分表明了交流、互动和互鉴对于文明的生长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对于考古发现,除了从考古学本身进行分析研究外,还需要多学科的协作,如此次三星堆发掘,33个不同学科协同进行,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方法,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取三星堆文化的信息,大大提升了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和考古资料提取的完整性,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进一步的研究,也还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才能从不同视角展现三星堆文明的全貌,以及对隐藏其后的关于政治结构、神权组织、宗教、意识形态、文化发展、演进、动力等等进行深刻阐释。
三星堆宏阔的古城、辉煌的青铜文化,是商代长江流域城市文明和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从青铜文化而言,其青铜合金技术、铸造工艺和青铜制品种类均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三星堆文化是与中原夏商王朝平行发展的另一个文明中心。
——段渝
段渝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师范大学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