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最早传播摄影术的地区之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广州市政协与广东新快报社首度联手推出的“红色记忆——沙飞摄影展”于日前在广州政协文史展示中心三楼正式展出,纪念中国红色摄影先驱,重温红色记忆,其中,广东籍摄影家更起到了先驱以及主导作用,奠定中国红色摄影史的四大摄影家沙飞、石少华、吴印咸、郑景康,除了吴印咸是江苏人外,其他三位都是广东籍。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抗战时期文字宣传效果不够
照片成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
按照顾棣先生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的定义,红色摄影事业是解放区摄影事业的简称,源于1937年苏静和沙飞采访平型关大捷,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止。从1937年晋察冀军区编辑科到1939年2月的晋察冀军区摄影科,最后在1942年7月创办《晋察冀画报》,逐渐形成组织化的红色摄影史。
对此,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楠也有另一番描述,红色摄影,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对新中国的摄影理念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影像体系。
而围绕红色影像所塑造的视觉主体性的核心命题讨论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陈卫星则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象征,长城在多个领域都是一个范式性的记忆媒介和图像公式。长城画面的每一次出现不仅是再现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且唤醒在这个形象中所潜藏的鼓舞民族抗争的激情潜力,是对促进全民抗战的精神能量的重新启动,艺术的潜意识和文化的潜意识的融为一体结晶出一个民族在历史节点中的文化认同。文史专家陈嘉顺则特别指出,就摄影文化研究而言,抗战期间的摄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抗战时期的摄影不仅直接融入全民抗战的洪波巨流之中,成为宣传正义、唤起民众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侵略者方面也将摄影视为新式宣传利器。在当时中国民众识字率不高的情况下,宣传文字的效果远远不够,以照片为宣传表现形式便成为行之有效的手段。
这一点,在第一次新闻摄影展得到了印证。1939年1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干部沙飞、罗光达等人在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敌后第一次新闻摄影展,于乡野路边展出抗战照片200余幅。对此,罗光达曾回忆说:“前来观看的人群熙熙攘攘,比赶庙会还要热闹。参观的群众都想挤到前面去,好看得更清楚。”很多乡民是头一次看到照片,他们对这种形似绘画却比绘画细密精致百倍的图像充满了好奇,连带着对图像的内容发生了兴趣,“画面上有几门炮,多少支枪,多少匹大马,都要数一数”。图像因其所展现出的亲和力瞬间俘获了当时识字率不高的根据地民众的心,展览获得了极大成功。
以画报为中心,培训组织
数以百计的摄影战士队伍
1940年6月,石少华在冀中军区办起了摄影训练班,集中培训摄影人才。当时的训练班成员梁明双回忆道:“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举办摄影训练班……第一期仅有8名学员。第二期有14名学员。第三期30多名,第四期80余名。每期半年。之后,又在阜平县、洞子沟等地办了几期,先后共办10余期,培养摄影人员300余人。”
据研究资料显示,随着摄影人才的不断积累和图像对发动人民群众持续发挥的巨大作用,并在晋察冀军区先后建立摄影组,后逐步在各分区形成建制,负责在各军分区拍摄战斗、会议、民生、演练等题材的照片,底片被统一寄往军区摄影科,这些工作为画报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
著名新闻摄影理论家蒋齐生曾在文章中介绍,1942年,沙飞和他的战友罗光达创办了《晋察冀画报》,并以画报为中心,团结、培训、组织、建立了中国解放区数以百计的摄影战士队伍,这支队伍按其人数之众、工作条件之艰苦、牺牲之巨大及建树之辉煌,在当时世界上,即便是最先进的大国,也无法与之相比拟。
《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沙飞研究会常务会长司苏实则认为,“沙飞身后是一支成体系、有建制,以后发展到全国各领域的摄影专业队伍。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个庞大的体系,仍然能够体现出以广东人为骨干的特点:沙飞在晋察冀立脚没几天,广东人赵烈就调到他身边了。最终为了他们的事业而献身;1943年秋,广东人石少华在晋察冀画报社最困难的时候来到沙飞身边。以后石少华以高尚的品格和严谨负责的工作作风,有效地协助沙飞,最终代沙飞实现了他们当年共同的理想,不仅在新中国成功地开办了全军、全国性大画报,还在全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摄影组织系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首批红色摄影开创者
21人中有9人来自广东
谈及摄影与广东的关系,不得不提1844年8月13日,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迪尔在澳门拍摄的一张银版照片,这是有史可查的中国第一张照片。由此可以理解,摄影术传入中国,便是这样从广东开始。此后,中国摄影事业的启蒙者多出广东。邹伯奇、罗森、罗元佑、赖阿芳、罗以礼等,早早就开设照相馆。司苏实介绍,“赖阿芳一边尽情地利用摄影术的实用之道,一边与来中国拍照的西方摄影人约翰·汤姆森讨论摄影理念问题。”
顾棣在《中国红色摄影史录》里也提到,广东地处沿海,经济商贸比北方和内地发达,因此成为摄影术传入中国并得以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发源地之一。抗日战争以后,中国新闻摄影的中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但华北的摄影事业却是由广东人开创、领导、发展起来的。
根据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杜江的研究可知,沙飞是解放区第一个以新闻记者身份投身革命的摄影工作者,首先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摄影工作。1938年,又有石少华(广东)、罗光达(上海)、雷烨(江西)、赵烈(广东)、章文龙(江苏)、赵启贤(武汉)、高帆(浙江)、蔡尚雄(广东)、吴群(广东)、叶昌林(广东)、叶曼之(广东)、周郁文(江西)、刘长忠(安徽)、徐飞鸿(上海)等一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与此同时,吴印咸(江苏)、徐肖冰(浙江)等分别从上海、太原到延安,致力于电影,兼搞摄影。摄影家郑景康(广东)由重庆到延安,在八路军总部搞摄影。田经纬(上海)、陈菁(女,浙江)、邹健东(广东)等由上海、浙江、广东至皖南投奔新四军,开创了新四军的摄影工作。
粗略计算,首批红色摄影开创者中,连沙飞在内的21人,有9人来自广东,广东人约占43%。而奠定中国红色摄影史的四大摄影家沙飞、石少华、吴印咸、郑景康,除了吴印咸是江苏人外,其他三位都是广东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