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在广州考区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主攻美术理论,导师便是王朝闻先生。

一起成为王朝闻门下弟子的共三人。一位是来自江西的吕品田,本来是搞陶瓷设计的,还有一位是来自安徽阜南的张晓凌。我们的性格和爱好都相差很远,很有点三足鼎立的意思,连放置在宿舍里的床位和桌子,也摆成三国鼎立的形势。不过,我们是相处得十分融洽的,这倒有点“三结义”的味道。王朝闻是我们共同的导师,在我们之前,他已带出了两批共八位研究生,都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独当一面了。

“我其实是一个名胜古迹的导游,我尊重游人发现美的兴趣、能力和灵感的个性”

王朝闻先生那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而且正领衔编写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十多卷的《中国美术史》,其间不少年轻一辈的学者得到他的扶持,都以学生自居。更不要说先生在美学、红学、雕塑、舞蹈、戏曲等专业上对后学的影响了,若说他一共只有我们这十一个学生是很不确切的。

先生对我们管得不严,也没有经常布置课程和作业。一开始,我们认为是他忙不过来的缘故。我们进研究生部不久,他经常去外地养病和写作。他因为心脏病,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出来后家中的环境却很不适合继续疗养——窗口正对着一个乱糟糟的建筑工地——更无法写东西,我们都称他到外地为“避难”。慢慢地,我们才发觉错了,先生即使在外地,也会不时写信询问我们的学习和专业研究情况,提出一些要我们注意的重点。他的信,如同他平时对我们专业学习上讲的话一样,并不长,但都有数条要点,值得反复琢磨和思考。直至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明白了先生作为导师,带领研究生进入专业研究的路数。

他给自己打了一个“导游”的比方,以往他已给这种方法作了很形象的注解——“我其实是一个名胜古迹的导游,我尊重游人发现美的兴趣、能力和灵感的个性,而不愿意以行家里手自居,包办代替地指点江山,造成障碍游人探迹美的自由和对美的兴趣与发现。当然,如果游人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成见出发,譬如把丑的说成美的,或把别人的判断代替他自己的判断,我也要提醒他检视自己的观点方法,不然就等于放弃了导游者的职责,证明自己对某些名胜古迹的心中无数。”

“作为你们的‘保姆’,希望三位‘小朋友’互相帮助,互相探讨,互相创造,扬长补短。”

有一次,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又把自己比方为“保姆”——“作为你们的‘保姆’,希望三位‘小朋友’互相帮助,互相探讨,互相创造,扬长补短。”这比方不尽是幽默,作为八十高龄的长者,称自己二三十岁的年轻学生为“小朋友”,恰恰透露出一种未加修饰的随和与亲切。但,有时他也会给我们来一点措手不及的动作。有一天早上,研究生部的不少人还在蒙头大睡,辅导教师突然手忙脚乱来通知我们:“王朝闻先生昨晚从外地回来,早上来这里给你们来一次考试”。等到我们美术专业的七八个人进入教室,先生已经坐在里面了。气氛并不像考试那么严肃。他微笑着给我们随意选一张美术作品图片,要大家用二三百字作恰到好处的“描述”,说“描述虽不要求复杂,但要达到准确生动,不重复别人的措辞,又体现自己眼光,可以检验基本功”。果然,一个钟头的“考试”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尽如人意。这件小事,使我们这些鼎足而三的同窗时时记起导师对基本功的严格要求。

先生的“导游”方式,常常不是正襟危坐在黑板前给我们上课。有时,他指着自己客厅里的古董或民间工艺品聊天,一下便谈到中国、外国艺术史和民间美术审美特征之类的话题。有时,他随手拿起一本新出的书籍或杂志,话题便延伸到当前学术界许多热门的论争。他善于深入浅出,在若不经意之间便能指出许多论题的症结。有一次,我看到他在书柜里摆出了一块洁白光滑得如同一只巨大的鹅蛋一样的卵石,忍不住好奇地问到来历,他竟兴致勃勃地谈了二十分钟。从卵石的来龙去脉,说到对称、比例、审美心理等一连串问题。他这天戴着一只正宗的维吾尔小帽子,连带双手比比划划,开头我忍不住想笑,最后才忽然明白先生生动幽默的谈吐其实正在解释几个重要的美学规律。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