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 统筹
■黄一汉（广州市黄埔区书协名誉主席）
顺德区文联何鸿佳主席近日于一书法展览开幕式上有此一问。书法作品究竟是表现技巧为上抑或心性为上？此问题颇有深意！何主席思考后认为两者均重要。的确，技巧、心性皆备方为佳作。追源溯古，西汉时期杨雄书家曾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后人归纳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又读得颜真卿写《祭侄稿》时满腔悲愤，技巧看似已被搁置。但实际上已将技巧诉诸笔尖，但见书写之美感倾刻转化为心性之抒发，情不自禁地任其奔流、溢出，恣意随性。这时的无心书写亦会达至傅山所说的“四宁四毋”境界。
人之心性表达在从事艺术活动时可被理解为抒情。而书法抒情之前提是要熟练掌握书写技巧，恰如歌者须要懂得发声技巧，其歌声才能动人心弦，难以想象一位五音不全的歌手能唱出动人之歌。没有书写技巧、全然不顾章法的书写只是野狐禅，尽管书者忸怩作态，作品亦不能打动有识之人。他们往往旨趣浅显庸俗，表现于用笔上浮滑软媚，笔势夸张而躁动，故此产生真正意义上之“丑”书。江湖书法表现之心性是虚假不真的，观众如对书法知识了解不深则容易被其蒙蔽，于是有一些挂着众多“头衔”的“书法家”在社会中能大行其道。这是书法在人们心目中难以形成高尚地位、形式主义泛滥和文化含量降低的重要原因。
书法表达性情，有较高书写技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抒写心性还需要作者自然之心性流露，拥有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对社会之关心，对人间百态之洞察，自我表露之真情，亦要有书写时的情绪心境，如孙过庭讲的“五合五乖”，都与作品质量息息相关。“五合”，才能情入毫端，笔下生辉，作品才能杜绝做作。当代书法作品创作环境与古人有了很大区别，书写与古人相近的作品从外形上看或相似，但气韵却相距较大。原因就是当代人无法直接拜古人为师，与古人性情不同、学问造诣有差距，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尽管有些临帖高手写得惟妙惟肖，甚至比原帖更流畅、更漂亮。但始终难以写出自我，缺乏真性情。对此种情形，清人宋曹就曾分析道：“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谓离者，务需倍加工力，自然妙生。既养于腕，仍养于心，方无右军习气。要做到“自然妙生”，需“养于心”，亦即“写心”。写得每笔都似王羲之，字字“有来处”，这是写字功夫好。但如果“不能脱化”，亦会如唐宋两代有很多人集中模仿羲之书法，板滞雷同形成“院体”。
这方面古人已有很多体会。东汉赵壹在《非草书》中说，“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赵氏认为书法出乎人之秉性，强调人之性情，所谓遣情达性。蔡邕亦云：“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站在艺术立场上观照书法。历代书家一直有尚意之不懈追求，宋代书家尤为突出。尚意其实就是写性情，怀素作草书时“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就是书法抒情的成功实践。
当代书家恐怕没有人承认只追求技巧而忽略写心，对此只是认识上和方法上有些不同，从而造成程度上的区别。极端的例子是过度追求技巧而忽略写心者作品均“千人一面”，高度雷同；而不求技巧只求写心者作品则千差万别，“在书法的形式问题上钻牛角尖，缺乏总的艺术修养。”（陈振濂语）。认真分析一下可发现，大部分常见作品皆为技巧不错但忽略写心或想表达心性而不能自如者，更多的只是古代书法的复制品，仿制品。何故？笔者认为主要是观念问题，书法等同于写字的观念仍然普遍存在，书家书法美感的形成跟不上书法大众化的发展，作品气息与时代精神关系越来越疏离。
书法是比较抽象的艺术。因历代对其解释之模糊性，一般观众也只能从书家身份、权威性中（而不是从批评文章中）寻求了解。虽然书家对书法所谓心性的表现各执一词，但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受过一定书法训练、对古代碑帖有研究的人，心中会有个评价标准，能真正读懂书法作品中的技巧与抒情。
赏析
释文：
江外唯湖州最卑下，今年诸州水并凑此州入太湖，田苗非常没溺。赖刘尚书，以此人心差安，不然，仅不可安耳。真卿白。
鉴藏印有：宋“政和”两方（皆伪）、“绍兴”三方（右中左上两印伪）、“机暇清赏”、“内府书印”，元“北燕张氏珍藏”、“端本”，明洪武内府“司印”、“项墨林鉴赏章”，清“梁清标印”、“仪周鉴赏”等。
此帖为传颜真卿所书的一通信札，讲述湖州地区发生水灾，百姓得到安抚一事。根据书写的内容和史料推测，书写时间应在唐大历七年（772年）以后，即颜真卿任职湖州刺史期间。但经专家鉴定，此帖非颜氏所书，理由如下：其一，书写所用纸张为加粉砑光的竹料纸，而这种纸在宋代才出现。其二，在书写风格方面作者用笔圆转连绵，侧媚多姿，墨色华润，与颜真卿所书《祭侄文稿》的悲切、《争座位帖》的激昂意态迥别，亦缺少颜书中锋多“屋漏痕”意。因此可推断此帖为宋人之仿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