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通讯员：许珍王琳
郑爽回忆多位版画大家：
李桦理性,古元抒情,黄永玉聪明
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接触版画，一开始刻木刻以后，就非常有兴趣，用刀子刻了以后印出来的效果，太好玩了！如果不印出来，你完全想象不出来这张画会是什么样子的。给我们上版画课的，当时都是我们国家最有名的版画家，像李桦先生、古元先生，还有黄永玉先生，这三位是教我们专业课的，我觉得学起来非常有趣。
我们学过木版、铜版、石版，木刻有油印和水印，水印在当时还比较少，而且其他院校还没有上过水印课，我们是第一届上水印课，最早的水印课是古元先生教的，古元先生也做过一些水印。我做了以后就觉得非常有兴趣，对水印木刻非常有兴趣，这样一做就做了几十年。
古元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黄永玉先生的画我也挺喜欢，但是他太聪明了，我觉得我跟不上他的思路，他比较（倾向）装饰这样的。李桦先生比较理性，而古元先生的画比较抒情，我觉得我更接近古元先生的画，所以，我最后选了古元先生，在毕业以后，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古元先生工作室。
梁器奇：
丰子恺“艺术修养是基础”让我很受启发
我创作从来不用照片，我有很多方法，一边画一边改。因为照片会限制你的所有想象，绝对不能用。所以我没有一张，包括画少女放羊那些都没用，我觉得我的画最大的特点就是基本是“记忆画”。
西方油画一直到表现主义以后的作品，我都看了很多，对我都有影响，但是我真正接受和采用的是马蒂斯。在西方，比如说梵高、塞尚、马蒂斯等，我都要研究；甚至表现主义克里斯多·安、罗尔夫斯，我都有学习，但是我不能采用它，因为它距离我们中国的一般欣赏水平太远。梵高的也绝对不能模仿。我觉得马蒂斯用笔的灵活和色彩能接受。在中国比较现代的林风眠、颜文樑、刘海粟等，我真正受影响的是林风眠比较多。因为刘海粟我也不懂，徐悲鸿的我不太学，因为他那套太难。你还问我当时受什么启发？当年丰子恺提出“艺术修养是基础”，这些都给我很大的启发。
邝声：
《红藤椅》是我画得最好的一张画
现在评价我最好的作品是《红藤椅》。这个《红藤椅》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觉得藤椅的投影很漂亮，我就马上用毛笔去画。
后来我就想，怎么样变成一张画呢？变成一张又是写实的，又是不写实的画，就像齐白石讲的“似与不似之间”，我就试。最后画到第五还是第六张就是（目前）这张。后来，我再画就画不出来了，再画十几张，一张都不像了。尤其后面那几块墨的颜色，怎么都搞不出来。那是我这辈子画得最好的一张画。这张画后来在浙江、南京的报纸都发表了。他们没有征求我意见，有些（画家）在我的红藤椅上面加一个猫，《红藤椅与猫》，实际上红藤椅是我的，猫是他加上去的。《红藤椅》出来以后，我在全国就有点名气了。
缅怀
出生于1930年的油画家袁浩去年以90岁高龄辞世。此前在医院的病榻前，袁浩接受了“987口述史”项目组的采访，而2019年以88岁高龄辞世的雕塑家李汉仪也在此前难得地留下了人生最后的珍贵影像。
袁浩：
我在“马训班”学到了技术，学到了热情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美术学院首届油画系学生，他不但以学员身份参与了唯一的一个由苏联专家主导的油画训练班——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简称：马训班），后还经历了中南美专和广州美院的创建等具有历史节点的事件，可以说，他的艺术人生历程和作品几乎是新中国美术教育的缩影。“在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我学到了技术，学到了热情。”他说。
此次袁浩的参展作品之一《壮志凌云》创作于1972年，是袁浩知名度较高的代表作，反映的是“妇女要顶半边天”的时代主题。他选取了当年广州供电局“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的故事。为了创作，他跟随作业班在野外体验生活，还爬到高压线上体会和测量，拍下大量照片，更画下了无数的手稿、素描、速写，历经几个月才最终完成这件作品。回首过往峥嵘岁月，艺术家们流露出对生活及岁月的感恩。《壮志凌云》这件带有浓厚时代气息的油画作品，生动呈现了祖国发展建设的时代风貌。袁浩生前在病榻旁接受口述史采访时，不无感触地说道：“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自己和生活、和技术的关系是生命之间的关系，不能离开生活，不能没有生活。”
正如袁浩在口述访谈中所言，参展老一辈艺术家都非常注重艺术创作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作为艺术生命与祖国发展同行并进的艺术工作者，祖国建设的步伐以及时代的激情，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他们的作品之中。
李汉仪：
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希望国家富强
此次参展的雕塑家李汉仪2019年以88岁高龄辞世。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是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前身）雕塑系学生的李汉仪，目睹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伟大工程，他被劳动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和美深深打动，创作了他的毕业作品，同时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搏斗》。此次展出的《列车员》《水乡女民兵》等多件雕塑作品都生动呈现出祖国发展进程的时代印记。
雕塑家李汉仪成长于东莞水乡，他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希望国家富强，希望国家快点壮大起来。口述访谈中，回忆起童年时因家乡被日军占领在外逃难的岁月，李汉仪说：“（希望国富民强）这种愿望从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最典型的是两个小朋友加上我三个人，在每人的这个地方（指着胳膊）写了‘抗日’两个字。现在还有红色的印记。”“逃难逃了七年，日本投降了，我回到家乡的时候，那个心情真是很难形容，觉得每一个地方都可爱。”李汉仪动情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