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生高含金量的10年,他们挤过独木桥成为真正的“天之骄子”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天之骄子”这些词句,只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考生。“难!”一提起那个年代想要读个大学,这个字便脱口而出。
1977年恢复高考后,八十年代仍处在教育“复苏期”,没有扩招,几乎没有民办高校,有限的录取名额与刚到2位数的低录取率,以至于“考不上大学才正常”。然而在人口流动机会并不多的时代里,这些依旧无法阻挡千万名期待重书命运且对知识如饥似渴的青年,走上这条独木桥。决定日后究竟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这一考对于不少人而言,多少带着些孤注一掷的意味。
关键词:预考
通过预考才能参加高考 同学相差七八岁很正常
上世纪八十年代高考的难,仅从录取率便可窥见一二。1980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达到333万人,但录取名额仅28万,录取率仅达8%。10年间,录取率最高的一年是1985年,176万人参加高考,录取62万人,录取率达35%。但这还不到2015年74.3%的录取率的一半。
这般残酷的竞争,还是建立在一轮“刷人”的基础上。恢复高考后,面对庞大的考生人数,为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在考前一两个月由各乡镇组织一场考试进行预先筛选,通过预考的人才能参加高考。
“那时候多半人都没有高考的机会。”1984年参加江苏高考的侍行迅,当年就读于江苏省泗阳县王集中学,高考前两个月先进行的一场预考,把班里六成的同学都给淘汰掉了。“这有点像现在的一模二模,只不过真的会淘汰人。”最终,约80人的一个班,考上大学的仅七八人。
在高淘汰率下,不读大学成为稀松平常之事。“考不上大学才正常,大环境如此,所以落榜也不会觉得没有面子。。”
但是,高考的压力依然空前,尤其是对期望借此改变命运的农村学子来说。一个班级的同学,岁数最多能相差个七八岁,这些大龄学生大多是复读了几年。“我印象最深的,有个同学复习了7年”,1984年考生侍行迅说,“当时考不上大学,就得在农村种田,这是乡村高中生危机感所激发的动力。”
关键词:包分配
按积分高低分配工作
没有就业压力的岁月里诗歌言欢
上了大学等于有了“铁饭碗”、吃上“商品粮”,“包分配”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独家记忆”。而这一“福利”也使他们成为在大学期间不用发愁毕业就业问题的一代。
“那时候没有就业压力,国家包分配,报考只看专业好不好、是否感兴趣。”1984年潮汕考生方向东说,在他那一年,建筑、医学、机械、外语、法律等专业,都是高分生青睐的“香饽饽”。他报读了自己喜爱的集美航海专科学校(即今日的集美大学)的航海专业。
3年后,方向东所在的专业,根据学生3年间的学习成绩和参加活动、社团等的附加分,按照积分高低进行工作分配。“积分高低的排名是公开的,当年国家分给专业哪些职位也是公开的,按照排名先后来挑工作。”排名靠前的他,选择到广州远洋公司工作。
前些日子,方向东听读大学的女儿说,现在还认不齐班上的同学,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的大学时光里,一个班通常仅二三十人,加之选修课又少,大学3年几乎都是全班一块上课,了解之深、情感之厚,均是如今大学生难以比拟的。
没有就业压力,没有买房之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校学子除了安心学习,还喜欢参加各类社团讲座活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最充满希望、朝气蓬勃的时候,大学氛围很活跃,学生们也比现在单纯,喜欢诗歌言欢。”方向东回忆,同学们时不时就会组织诗歌会,写诗、办杂志,交流自己的想法。
讲述
1“这辈子唯一一次从邮递员手中接过的信,就是录取通知书”
身份:侍行迅,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高三地理老师,1984年江苏考生
在高考结束后的很多年,侍行迅仍做着同一类梦,梦里的自己身在考场,要么忘记3000多个英语大纲必背单词,要么正在解超纲了的数学考题。这类梦从高三第二个学期开始,时不时会让他在午夜惊醒。
至今,他仍十分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那时,江苏泗阳的一个村庄里,刚刚下过一场雷雨,天气依旧闷热。乡镇上的邮递员骑着一辆墨绿色的自行车,慢慢向侍行迅驶来。
“我知道我的通知书来了。”侍行迅说,那时候邮递员送信,一般都会送到生产大队的办公室,极少送到收信人手中,只有通知书是直接送到农民家里去的,“那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从邮递员手中接过的信。”
接过信的第一时间,侍行迅便看了信封右下角印的单位——“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喜悦一扫而空,失望漫上心头。这对一直想要远离家乡的他而言,无疑沮丧绝望。“没有离开家乡,没有离开江苏,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侍行迅的报到显得平淡无奇,除了家里人为了庆贺他考上大学,专门进县城给他买了家中第一个人造皮革箱。
曲折的是,毕业后原本分配到边远省份的侍行迅,因家人反对,回到江苏苏北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直到几年后,他才有机会应聘到广州任教,离开一直想要离开的地方。走得太决绝,他甚至扔掉了所有与家乡相关的东西,仅带来了报到要求的毕业证书。
2“进城高考贪嘴吃了根黄瓜拉肚子,让我与北大差了1分”
身份:张新强,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主任,1982年山西考生
1982年,是张新强第二次参加高考。首次高考失利,他深知,对于山沟沟里的他,要想改变命运方向,只有读书这一条路。
张新强一直强调,自己是“以勤补拙”的类型。在山西省襄汾县赵曲中学复读的那一年,每晚11时还会点上煤油灯,坐在炕上,背历史、地理、语文、政治……有时背着背着就睡着了,还是同学帮忙把灯吹灭。
赴考前一天,当地乡村高考生都要提前集中到县城的一所小学,张新强贪嘴吃了一根黄瓜,没想到竟吃坏了肚子,一晚上跑了十多次厕所,脚都软了。拉肚子加上睡在小学教室地板的麦草上,他几乎一夜未眠。
张新强在脸冒虚汗、眼冒金星的状态下,完成了3天高考。“考完就觉得完了,无缘高校了,原本认为北大也十拿九稳。”一个月后,张新强到县教育局看公榜,连看了好几页,直到最后一页,都没找到自己的名字。正以为再次落榜的时候,有人把榜单翻到第一,张新强的名字落在了第一页第一行的最左上角——他考了县里的第一名。
分数一出来,历史、地理遭遇“雪崩”,以一分之差与第一志愿北大失之交臂,最后被录取到川大。
■策划:新快报记者 林波 黄琼 ■统筹:新快报记者 黄琼 ■采写:新快报记者 沈逸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