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对“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的评价总是褒贬不一,听得最多的,当然是用“因循守旧”来形容。一次在博物馆的藏品展览上,一口气看了从宋元到晚清的绘画脉络。无可否认,中国绘画到了“四王”确实有了不一样的画风。权且不讨论那是好的,还是坏的画风,但图式感显然比明代更为强烈。
那是一种怎样的形式感?笔者为了讨个明白,又重新回到了宋元代画作前,细细对比了范宽的山、王蒙的树,董源巨然的山山水水,顿然“开悟”。宋元画家笔下的山石树林的图式,俨然到了“四王”笔下后,得以强化。而且出现“重复”运用的现象。这或许就是“一味摹古”“只有僵死的形式,而没有新鲜生活”的例证。
董其昌主张“摹古”,主张“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他的山水画受五代董源、巨然,宋代郭熙、米芾,元代黄公望、倪瓒等影响,“四王”又受董其昌影响,力追摹古,以求古意。然而,“四王”在“师于古人”方面,着实无可挑剔,但“取于自然”却未能受后世所肯定。这也是“四王”的画被认为除了临摹之外绝无新意,是死气沉沉的总代表的原因。
当然,这些都是相对宽泛的评价,实际上,当进一步分析时,会发现,“四王”中也分“保守”与“创新”两派,王时敏、王鉴被誉为前者,而王翚、王原祁则为后者。其中,王原祁更被“认为是中国画走向现代的先驱,有不少学者将之与西方现代主义代表塞尚相提并论”。
因此,学界该如何客观公正评价“四王”,似乎尚有待进一步论争与认识,这一次故宫博物院推出“清初‘四王’绘画特展”不失为一次重读“四王”的好机会。
(收藏周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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