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2年四月初四,黄州的一场雨,打湿了中国书法史。
这天是寒食节,苏轼挥笔写就《寒食帖》,在春风得意时刻,突然被冤、被贬,这120多字的起承转合,忠实记载了一个普通人的幽咽回旋、情至激昂时的恣意战抖,以及沉郁到底之后将现未现的霍然起身。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他找到了一条新的审美表达道路
被贬黄州是苏轼活到44岁之后最大的艰难,而这艰难,即将唤醒一个千年无法复制的天才。
1082年的《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第一行书是353年王羲之《兰亭集序》,第二行书是758年颜真卿《祭侄文稿》。从内容来说,《寒食帖》的文采可能并非苏轼的巅峰之作,它的珍贵在于书法意象。
它首先贵在有情绪。我们纵览通篇,作者一气呵成,起伏跌宕正如他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正锋侧锋转换自如,字与字断连间,似乎听到了作者的亲身讲述,总体气势又非常稳健,幽愤中不失大家气度。
所以有时候欣赏书法不一定要先纠结于每个字的技法,而是可以先感知内容和情绪。在笔画的游走之间,随着文字讲述的进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内心波澜,并产生共鸣。书家的内在精神意蕴,才是使得书法成为经典的一个必要条件。
苏轼后来取号“苏东坡”,正是从贬谪黄州开始。苏东坡的书法,被誉为宋四家之首,不是因为其技法有多么远胜古人时人,而是他找到了一条新的审美表达道路,在晋的尚“韵”、唐的尚“法”之后,他开创了宋代书法尚“意”的新天地。他把书法审美,引导到了更为关注内在精神意蕴的层面。
情绪、精神、格局,他觉得更为重要
苏东坡曾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骨肉血是点画线条,精气神则是引导这些外在如何安置得体的内在总指挥。
这也是他在唐代书法的森严法度之下,寻找突破和超越的一种心得。他认为,此时就不需要再纠结于个别笔画的技法有没有完美到位了,那些都是外在的小问题。情绪、精神、格局,这些方面他觉得更为重要。
林语堂在他著述的《苏东坡传》中,提到了这种审美的方法: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书法家走,从第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
所以苏轼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座不能绕过的界碑,他在那个时代,开创性地提升了书法审美的层面。正如赵权利在《苏轼》中所说:“从宋朝开始,苏东坡首先最完美地将书法提升到了书写生命情绪和人生理念的层次,使书法不仅在实用和欣赏中具有悦目的价值,而且具有了与人生感悟同弦共振的意义,使书法本身在文字内容之外,不仅可以怡悦性情,而且成为了生命和思想外化之迹,实现了书法功能的又一次超越。这种超越,虽有书法规则确立的基础,但绝不是简单的变革。它需要时代的酝酿,也需要个性、禀赋、学力的滋养,更需要苏东坡其人品性的依托和开发。”
《寒食帖》:
有颜的沉雄、杨的颠逸、李的丰润
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年)被认为以诗讽刺时政(即乌台诗案),八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次年二月抵任所,筑室于“东坡”,东坡之号即始于此。是以《黄州寒食诗》作于1082年。
董其昌尝谓:“东坡作书,于卷后余数尺,曰以待五百年后人作跋。其高自标许如此。”黄庭坚(1045-1105年)于1100年阴历九月前为此卷作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是以本卷实为苏黄双璧。
诗是东坡明显带有悲愤感情的文词,字里行间也就随着文词不同的情绪波动,节奏有所变化。从点划成字,字连成行,行连成篇,展示着不同的情绪。第一行起笔,犹是字字大小均等,间隔有秩序,情绪平稳。至第三行开始字形转大。第二首起,显然情趣激发,心情一放,字体转大,且字之结体,或欹或侧。但下方二字困于纸尾,“不已、水云”乃又收敛。“破灶”起又大奔放,“涂穷”为尾声,后再收敛。此卷有颜的沉雄、杨的颠逸、李的丰润。点划结体,肥而不剩肉,丰肌而神气清秀,一派潇洒烂漫,后世推为真百代名品。
(文章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王耀庭)
宋代讲究尚意 这是书法美学的历史性转折
北宋时期,以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一批极富学识修养和艺术造诣的文人墨客,决然闯入书法领城,不仅以其潇洒俊逸、清丽流畅并极富情感意趣的行草书,打破了唐代楷书端庄凝重、工整、规范的“铜墙铁壁”,更在书法艺术理论和美学方面,继“晋尚韵、唐尚法”之后,揭起“宋尚意”。
这种重视情感意趣和个性表露的书风,使唐末五代涌起的抒情写意思潮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深化。如果说,晋、唐时期的书法艺术是以表现技巧和理性为要,审美意识的重心是“外师造化”,以外写内、由物而心的话,那么北宋文人则是把书法艺术自身作为表现主观情感和意趣的自由形式,重视“中得心源”、由内写外、由心而物。这在中国书法美学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和变化。
在宋代“尚意”书家中、米芾是用功最勤、用心最专的一位。他自称“老无他物适心目,天使残年同笔砚”。他一生无意于功名利禄,而把书画作为抒情悦性、心灵自足的游戏和“珍玩”。“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书史》)。
欧阳修虽不以书名,但对书法好之不厌,把学书、作书作为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和陶情冶性的雅事。他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作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
黄庭坚更把书法作为排遣苦闷、抒发情感、自我解脱的手段。他晚年遭际坎坷,政治上连受打击,身窜蛮荒之地,生活十分艰难,而书法却“渐入佳境”,进入高峰。自称“年衰病侵,百事不进,唯觉书字倍增胜”。
(文字来源:傅合远《宋代书法美学思想的尚意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