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中的春意生机来自于笔墨的韵致
春天的江南,一名儒雅的文士,带着携琴的小童,漫步于春日山径,徜徉于柳色之间。一对黄莺婉转上下,野花芳菲,不沾衣袖,春野从容,得意忘怀。不惟画中人为春意所惑,读画人何尝不能从中体会出春天的生机呢?这是南宋马远的《山径春行图》所描绘的春景,画面将春天的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历代画家们都喜欢描画春天,让我们穿越千百年的时光,去感悟“住在古画里的春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文璟撰文称,对于春天的描写从写实开始向写意过渡,从北宋郭熙的《早春图》和南宋马远的《山径春行图》两图,就可以看出端倪。■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
《山径春行图》尺幅虽小,
画面经营巧妙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早春图》,画左署款“早春,壬子郭熙笔”,作于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钤有“郭熙笔”长方印。
这幅画给人的感觉是空山雨后,天气清新,山川滋润,万物生机盎然,笔墨间洋溢着喜悦的情绪。
郭熙是北宋山水画名家,字淳夫,河南温县人。北宋神宗(1068至1085年)时为御画院艺学、待诏。其作品笔墨谨严,构图完整,写实状物都有必然的法度,于一笔一画间又将画家的胸怀情绪有度地表达了出来,非常符合中国文化厚重从容、怡然自得的文化品位,彰显了画家,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化自信、自尊、自强。所以,宋神宗很喜欢郭熙的画,将他的画在宫中到处悬挂。可惜,继位的宋徽宗不喜欢郭熙的画,藏之于库。从艺术史角度看,宋徽宗喜欢设色浓重、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彼时画风与郭熙时代大有不同。
正如画家马远的其它风景画一样,《山径春行图》着墨甚少,然而笔精墨妙,以少胜多,不愧是一幅杰作。画幅的右上角有题句“触袖野老多闲舞,避人幽鸟不成啼”,传为宋宁宗杨皇后之妹即“杨妹子”所书。
这幅画的尺寸较小,却留下大片空白,如果处理不好,极易空洞无物。可是画家巧妙经营,以虚写实,使画面充盈、丰满。
此图的柳树画法非常有味道,不惟画出柳色青青、柳条依依的感觉,更将柳树的旺盛生机表达了出来,以之体现春天的暖意和气息,当真卓有匠思。
值得留意的是,这幅《山径春行图》是幅小作品,纵27.4厘米,横43.1厘米,大概也就一个平方尺左右,与将近六尺整幅的《早春图》相比较,一大一小,一实一虚,却都能将春天的气机表达得淋漓尽致。古人于绘画说过“技进乎道”,又有“得鱼忘筌”的说法。
中国绘画中的春天犹如“神话”
陈文璟认为,宋人之后,中国画出现了文人画思潮。古人云:“反者道之动。”事实正是如此,在强调文人画之前,中国绘画似乎未曾缺少文人气,无论是顾恺之、吴道子、张萱、李公麟辈的人物画,还是王维、董源、巨然、范宽、李成、李唐、马远、夏圭、刘松年等人的作品,都显得神韵自足,文气盎然。反而是在强调了文人画之后,中国绘画开始走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是写实的风格开始更加专注于写实,另一方面,写意的风格开始更加专注于写意。甚至,写意的画家看不起写实的作品,斥之为匠品;写实的画家最终也看不起写意的作品,以为不过是程式化的伪饰。
这就等于两拨人去春游,一者过于注重自我感受,强调心情愉悦即春意所在,而忽略了欣赏自然之美;一者强调花开花在,自然变化与我等人类无关,拜服在自然美之下,岂不知笔墨之美实则远胜于客观之美。
实际上,中国画的绘画技巧,更多的凭借于作者心灵的力量,中国画的绘画语言并不注重对外在表面的描写,“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对于文人来说执着于对事物客观外表的摹写是幼稚与媚俗的,他们是不屑为之的。
陈文璟用“神话”来形容中国绘画中的春天题材的作品,就是因为绘画中的春意生机往往并非来自于画面的形式、色彩的艳丽,而是来自于笔墨的韵致,宛如春天万物的萌动,虽然细微,却强劲;虽然简单,却丰富多彩。
如元代高克恭的《春山欲雨图》,作为元代的大画家,高克恭的出身比较特殊,他是色目人(元朝时中国西部民族的统称),社会地位比较高,但自幼接受的是儒家教育,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实践丝毫不比汉人差。在绘画层面,他继承了文人画的理念,参考学习了董源、巨然的笔法,更直接学习宋代大小米氏家法,最终自成一家,对元代绘画的发展和完善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唐寅的《春山伴侣图》也相当有想法。三丛树错落排列,然后又接着数丛树木偃仰呈S形,宛转而上,形成一个主线。然后人、屋安放,泉石错落,山路迂回,又是一条主线。之后是主山,虽然紧密却又井然有序,是第三条主线。三条线又纠缠在一起,丰富多姿,目不暇给。更可贵的是用笔十分干净,以宋代山水画的骨骼,丰富元代文人画的血肉,顺势而为,不牵强造作,方硬峭厉之皴笔,柔化为婉转流畅之线条,笔锋峥嵘之处,略加水分就墨渲染。总之,画面笔秀温润,空明清净,韵致非凡,真是反映春天的中国画“神话”。
唐寅富才气,但命运多舛,于是寄情山水,纵笔人生,笔墨跌宕起伏之间,温润醇厚的文化素养又充沛非常,真是妙笔生花,令人羡慕。唐寅又喜欢题诗,以书法之美,诗歌之韵,温润绘画因商品交易带来的挫折感,恰是此间种种纠葛,令画家情绪含蓄而热烈,千载之后,读画者依然能从中有所体会、有所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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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花、买花、赏花、斗花、簪花、赠花等是唐代的人们风行的俗尚。“咸阳亲戚长安里,无限将金买花子。”刘言史的《买花谣》,风俗画般地吟咏了长安人散金买 取花籽的情形,彼时的时令习俗,至浓至郁。白居易的《买花》诗中云:“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亦深切咏叹了春季里人们对买花趋之若鹜的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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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被春光引,经时更不归。”唐代的岁时节令活动,极大淡化了其原初而有的祈祝神佑的色泽,溢满了人间生命的享乐和欢情,人的内心的自然企望坦然绽放,弛纵着对生命愉悦的追求。这一景象,是唐代民俗节日发展中的显著嬗变。
(参考文献:陈文璟《古代中国画里的春天》,李红雨《藏在古画里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