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法跟绘画没有关系,是很幼稚的!”
已故著名艺术家刘济荣曾在访谈录里深入地谈到了书法问题,他曾回忆说自己书法与绘画有一定距离,“不敢在画面上题字”,后来勤加练习,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自己的画上题字。他曾说,“我首先要让我的字很‘配’我的画”。他还认为,“中青年画家重视书法,这才是中国画的希望。”现把刘济荣先生谈及书法的内容重新编辑成文,以飨读者。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整理
将书法当做基本知识来学
我早年上学的时候都是用毛笔写字的,而钢笔才刚刚有人用。我记得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天早上都要练一个小时的字,主要是写楷书,临摹柳公权的书法。那个时候,我们有“贴堂”的习惯,老师一旦发现学生在写字、作文、画画等方面表现突出,就会拿出来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我写的字在班里比较突出,但不是最好的,而我的画是最好的。
那时,不管是老师的教学还是学生的学习,都是将书法当做基本知识来学,而非作为艺术来追求。我和其他学生一样,都是练习写字的基本规范,虽然对书法也很感兴趣,但更浓厚的兴趣还是在绘画上,我不能说自己的书法基础多厚重,但我承认这种早年的历练对我后来写字非常重要。个人觉得,学生小时候就坚持用毛笔写字很关键,这种现象越普遍越好。你看,古代的书法成就为何那么高,以至于后人难以企及?就是因为古人写字都是用毛笔,书法的社会基础非常好。而现在,这个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了。
很遗憾,我读大学的时候,以及参加工作的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坚持练习书法。我自己当时年轻,受当时艺术氛围的影响很深,没有充分认识到书法的重要意义,没有专门去学书法。
1959年,我的一幅绘画作品《接挑》在《文艺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刊登,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我的成名作。这幅作品是请杨之光老师代我题的字,因为我觉得我的书法与绘画有一定距离,就不敢在画面上题字。我由此真正认识到书法之于绘画的重要意义,也真正感知到书法独特的审美价值。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被“逼上梁山”,画面上的题字基本上都是自己来写。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就经常在画面上题长款了。
首先要让我的字很“配”我的画
传统太伟大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大师太多了,而我更欣赏古代的画家字,比如苏轼、文征明、米芾等。他们写字一方面有很谨严的法度,一方面又有显明的性灵的抒发。而更重要的是,我从中悟到,首先如何保证画面与题字的协调与平衡。也就是说,我首先要让我的字很“配”我的画。
关于书法与绘画没有关系的说法,都是很幼稚的,当然也是错误的。现在,很多画家不敢在画面上题字,或者乱题一通,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好的题字都是“锦上添花”,给画面加分,而非“画蛇添足”,反给画面减分。画家为何不能借书法让画面“锦上添花”呢?
中国画的精粹、中国画的精神实质仍是笔墨,仍源于线条之美。潘天寿先生说过,“以书法中高度艺术性的线应用于绘画上,使中国绘画中的用线具有千变万化的笔墨趣味,形成高度艺术性的线条美,成为东方绘画独特风格的代表”。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也曾言,“画的价值往往与书法的价值结合在一起”。这句话很有道理,将绘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说透了,但其实一点不神秘,也就是将书法用笔、书法精神用在画画上。为什么外国人学中国画难,就是因为不懂中国的书法,不了解国画的文化背景。当然,我们不能故弄玄虚地“玩笔墨”,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归根结底还是要表现人的状态和精神。
我个人是很强调书法的,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但很多年轻学生并不以为然,觉得“画好就行了”,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写字上。我一直很欣赏中国美院老院长潘天寿先生的做法,有一个“三三三制”的课程设置,即学生画画占总课时的1/3,书法占1/3,读书占1/3,真切希望这个经验能在全国推广。毕竟个人力量微薄,我没有在美院国画系建立重视书法的传统。
广东画家的书法水平不太高
坦白地说,咱们广东画家的书法水平不太高,书法艺术能够独自成立、能充分掌握骨法用笔的画家并不太多。我想,广东的绘画如果想提高一个层次,画家就要多练习书法,提高书法水平。简单地说,书法是岭南画家急需打破的瓶颈。现在,据我的观察,我这一代及后几代的艺术家,都已经开始重新认识书法的价值了。中青年画家重视书法,这才是中国画的希望。
我想,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还是其他艺术门类,只要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有那么一点点创造、一点点突破,那就不得了了。
观点
由于笔墨的功力差,往往使画面软弱无力而又降低了中国画特色。尤其是书法,可以说青年作者的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下过苦功,在画上题上几个字,就像在一首优美的音乐中突然出现几个不协调的噪音,破坏了画面。比喻总是蹩脚的,其实,我说“优美的音乐”——画面本身也往往因为笔墨底气不足而大大逊色、减少了“逼人”“感人”的艺术力量。因此我们要提高中国画现有的水平,还必须同时在笔墨上下一番功夫,向传统、向我们的前辈认真学习。要做到这一点,我看还要从思想上纠正不重视中国画工具性能的错误看法,以为用中国笔墨在中国宣纸上画速写就是中国画,是简单化的、有害的。——李可染《谈学山水画》
我以为应该打破这传统观念,赤裸裸地自我表现,我用我法。要这么写就这么写,要这么题就这么题,不管是诗、是词、赋、歌、曲,即童谣、粤讴、新诗、语体文,凡可以抒发我的情感,与这幅画有关系的,就可以题在不碍章法的地方。这不单是我国之文词,即世界各国的诗歌、文词,无不可以题上去。 ——高剑父 《我的现代画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