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远帖》“被人们公认为是货真价实的晋朝真迹,稀世珍宝。

王珣(349-400),字元琳,琅琊(今属山东临沂)人,为东晋名臣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堂侄。官至尚书令,享年五十二岁,追赠车骑将军,谥曰:献穆。他为人正直,风韵有余,但命运曲折坎坷。正是这样一位以词翰著称,其声名不及胞弟王珉的王珣却为我们留下了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前的《伯远帖》,唯以《伯远帖》的传世,他才盛名不歇,让人钦佩不已。

《伯远帖》是著名的墨迹真本,为乾隆钦定“三希”之最,是王珣写给远隔岭峤的兄弟伯远的行书尺牍,思念之情溢于言表,藏意无限,读之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就其书法而言,是一种纯真的晋韵,线条松散洒落,向人们展示一种挥洒自如,逸笔草草的潇洒之美,是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风雅之意。用笔时出尖锋,落笔爽利明快,有一种争先恐后的跳跃感,字与字之间,虽少连接,但气脉紧密。从整幅作品看,随意率真,意趣丰富,虽偶有败笔,却楚楚动人,令人仿佛看到了王珣饮酒谈玄、飘飘如仙的士子风度,淡泊名利、不为物累、追求个性自由的处世态度。这正是晋韵书风的精神意蕴吧。

东晋以来,文人士大夫崇尚清谈,寄情自然,鄙视世俗。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审美情趣讲究气韵风骨,人物品藻大为流行,重视人情、仪表、修养成了文人士子们追求的风尚。书法自然成了他们展示才华最得力的手段。以清虚自然,气韵生动作为审美的最高目的。于是乎,晋朝尚韵成了时代的主旋律,王自然受其濡染。从他所书的《伯远帖》来看,其技法并非老练娴熟,笔精墨妙,无懈可击,而是略有稚气。他偏重的是精神的极大放松、自由和舒展,比起唐朝的尚法,其技法或许欠些火候,但正是这种格调使我们领略了淡雅优逸的“完美”。工匠式的粗糙生硬与其追求的行云流水般的节奏大相径庭。无论工匠如何呕心沥血,苦心经营,总缺少“士”文化的内涵,缺少书法上强调的书卷气,他们是被动的,即便努力使自己的风格有所体现,也是曲折反映。而作为“士”的王珣却能充分地把握自己成为书法艺术创作的主人,对自己的书法进行自由的支配。《伯远帖》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远的,这些思考或许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但这没有关系,因为它让我们从中领略到了晋韵的真正含义。

《伯远帖》是一篇尺牍,在当时可能平淡得如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但后世看来却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据记载,乾隆皇帝曾下令御刻古今法帖,将王珣《伯远帖》、羲之《快雪时晴帖》、献之《中秋帖》列为“三希”,并将“三希”放在一间叫“温室”的书房里,政事余暇一睹为快。之后又陆续收刻了许多宫中所藏的历代法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希堂法帖》。清朝覆亡后,时局混乱,宫内文物时有被盗,王珣《伯远帖》也难逃厄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流落到香港,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获悉后,迅速指示务必不惜重金收回国宝。经过多方努力,终使《伯远帖》完璧归赵。

(李建礼《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