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画院名誉院长张绍城怀念方增先:
著名中国画家方增先先生于2019年12月3日19时36分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88岁。美术界同仁纷纷发出悼念,广州画院名誉院长张绍城曾受方增先作品影响,并与其有过几次的接触,他认为:“《说红书》是方增先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画写实人物画最优秀的作品。”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现在学界少提方增先的《艳阳天》插图作品,有点缺憾
收藏周刊:说说您对方增先先生的印象?
张绍城:方增先创作的《粒粒皆辛苦》与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代表作。在新中国人物画方面,杨之光、方增先、刘文西都是中国画写实风格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黄胄和程十发与前三者不同,黄胄写生人物,基本不似对象,他难以通过中国画的方式画似对象,他的人物画大多是一个面孔形象,程十发也是,他无法写实。反而杨之光、方增先、刘文西则有很扎实的写实功底,他们笔下的人物,有笔有墨,而且形象把握很准确,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都很佩服。
收藏周刊:杨之光和方增先都是徐悲鸿的学生,他们的作品有何异同?
张绍城:如果只选一张画,方增先的《说红书》是当时公认最优秀的作品,从人物刻画,到构图形象,包括主题等各方面,都是我们很佩服的。
1965年前后,有一本小说叫《艳阳天》,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关注,方增先为这本小说画过插图,画得非常精彩,对我们影响很大。很多我们同辈的人,都曾当作范本学习。但现在学术界很少人提及方增先的这本插图作品,有点缺憾。
中国画写实风格的时代要求方面,至今仍然很有价值
收藏周刊:您认为方增先在“徐蒋体系”的方向上,有没有往前推进一步?
张绍城:徐蒋体系对形象的刻画很讲究,笔墨放在次要地位,能准确地刻画对象,成为了主要。对于刻画工农兵形象时代要求,很符合。相反,林风眠、关良等意象的风格,在当时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事实上,对于中国画写实风格的时代要求方面,至今仍然很有价值,甚至持续一段时间都有发展的空间。
收藏周刊:您认为方增先在新中国人物画方面,有没有比徐悲鸿往前推进一步?
张绍城:在《说红书》这张画里面,他把每一个人物的处理,干湿浓淡、笔墨挥洒自如却准确,而其他写实风格的画家,则显得拘谨。很多人刻画人物面部的笔墨变化,都不及方增先。但需要说明的是,《说红书》是方增先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他之后也再无法超越,甚至达不到这个水平,只能说明《说红书》作品里面人物刻画确实突破了一定的高度,所以,即便他自己后来也很难再有类似的作品出现。因此,这种探索方式,的确也有很大的挑战难度,既要笔墨,造型又要准确,杨之光就曾形容说“像在钢丝上跳舞”。
所以,很多国画家都不敢走这条路,因此,几乎都选择了意象化的追求。
他离开杭州,对中国美院是损失
收藏周刊:您曾跟方增先有过接触吗?
张绍城:1968年,我曾到江西安源参与历史创作。当时林岗、孙滋溪作为领队,全国有五六十名画家和学生参与了创作。当时我们已经开展了好几天的创作了,突然有一天,方增先从浙江来,他也想参加历史题材创作,记得当时方增先带来了一幅用宣纸画的油画《红旗卷起农奴戟》给林岗、孙滋溪他们看,记得当时林岗、孙滋溪看完后并没有说褒贬的话,而在闲聊。
我后来想想,其实艺术真的不在乎用什么材料来画,关键还是在艺术表现上,刻画是否到位,立意构图等是否高明。
之后一次见到方增先,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那是在深圳的一个美术节画展上,共处了一个星期,他带来一些小品参展,与他接触,感觉他话不多,不善言谈。那次活动还聚集了吴冠中、周思聪、石虎、贾又福、刘国辉等省内外画家交流。那时的气氛,可能难以使他产生共鸣,只知他从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调去上海美术馆,他离开杭州,怎么说对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来说都是损失。
方增先语录:
我觉得我一生走过的艺术道路,是一个苦行僧的路,我虽然知道不少有成就的艺术家,是“玩”艺术的结果,大约艺术也是随缘而发。在我身上除了苦行僧那样的路以外,我不可能去幻想此外的非分的可能性。但是苦行僧有苦行僧的“道”,也有苦行僧以苦为甜的“乐”。我是那种在乱草泥泞中寻找一条小路的人。
我曾经看到过中西结合首先要“两个一瓶醋”的说法。意思显然是两种文化的结合,要求两种文化都深入研究,才能找到更好的切入点。可见文化的深入学习和找到切合点,这二者都非同小可。深入是无止境的,找切合点,如果没有前面所述的深入,又如何入手?庄子说过:“吾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怎样才能算学成一瓶醋,恐很难找到答案。所以,艺术的无尽探求也许是和星际探求一样,既要实际,又要激情。但如果寻根究底,很可能一脸的茫然。
——方增先
美术界缅怀方增先:
由于在美术馆工作的机缘,我得到向方增先先生学习的机会,他在担任上海美术馆馆长期间,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和与时俱进的思想意识主持上海双年展等大型展览的策划,推动美术馆收藏、公共教育、国际艺术交流等全面建设。
——范迪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方增先是我们中国美术学院的旗帜。如果说吴冠中先生是横贯中西之间的一面旗帜,方增先就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绘画拓新的国美旗帜。
——许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方增先先生不但是优秀的国画家,他的教学也影响了几代人,桃李满天下,他的创作和教学思想必将会传承下去并发挥更大的影响,对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国文化发展,新中国美术的繁荣都具有历史意义。
方先生逝世是当代中国文艺事业的一大损失,他的艺术人生之路充分证明了党的文艺政策的胜利。
——杨晓阳(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方增先老师是我最敬佩的老师,在我1980年从中央美院毕业时,他希望我来浙美任教,种种原因我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甚为遗憾(未能共事),但感念先生知遇之恩。
方先生是我最敬佩的大师,惊闻先生仙逝悲痛万分,愿先生一路走好!
——著名画家史国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