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在文艺思潮一浪接一浪的今天,东西方碰撞和融合一直有人在做。但是东西交融,却让人们逐渐迷失了中国本来就有的艺术品鉴传统,比如子史互参。这个问题很大,本文用普遍寓于个别的哲学指导思想,举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为例,来加以讨论。

比如说把王羲之《兰亭序》临摹本摆在大家眼前,除非此时有极少数专门研究的人,会考虑如何品鉴这件作品,其他95%以上的人想都没有想过品鉴的问题,更没有想过如何下手对它作品鉴。我听过最多的议论就是“这可是天下第一行书”,但再问其他,基本上就一脸懵,答不上来了。

实际上,无论羲、献,凡是古代有名的书法家及其作品,常常在古代著述中,各种文献中有较多的文字述及,而对于“书圣”王羲之父子,则尤其丰富。因此,我们只要从丰富的史料,从前人的著述中学习两方面的方法即可:一是史家征实的载录,这是事的内容;二是子家严谨的立说,这是理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方面,古人的一些文献,往往兼而有之。其中像房玄龄《晋书·王羲之传》,既有载录的叙事,又有传赞的立说。

显然,像右军的《兰亭序》一样的道理,子晋的《鸭头丸帖》只不过是他们作品中的一个个例,然而要想对这个个例的作品,有准确而全面的认识和赏评,就不得不本着知人论世的指导思想,运用子史互参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谈这个问题,我们借鉴《晋书》卷八十《列传》卷五十的《王羲之传》,是必须的,因为本传载录王羲之生平事迹大略,又附有其子玄之、子凝之、子徽之、徽之子桢之、徽之弟操之、子献之的传,这样,就可以在一个历史情境中,在一群人的氛围中,通盘考虑地了解羲、献生平,了解他们作品的历史情境。

《晋书》王羲之本传,由于是正史体例,需要叙写传主的全面、完整、真实的情况。但《晋书》是唐人所为,其时王羲之书法已经甚为广传,故传末的赞也专论书法。正因如此,该传可以视之为史、论结合的文本。

作为载录史事的本传,所叙王羲之一门本身并非我们今天一般人印象中的专业书法家,其在西晋向东晋过渡之际,实际有玄学的背景。羲之《兰亭》一文,也是有隐逸山林的志向,具体的触发,是因为会稽山阴的宴集,所以传中说“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所谓志,就是当时的心志。此序所述,俨然西晋名士风流,使人不禁联想“竹林七贤”的志尚。本传又加一句:“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可见,羲之《兰亭》一序,实际乃是其生命情态的表现,有很深意致在焉。今之学书者,未读此载述,哪里明白羲之作序的旨趣,又哪知羲之作此序的美学要妙!

即便是专家之中,也有凭印象而误读《兰亭序》的。比如误认为,王羲之是站在道教的立场,来强烈地批判庄子的“一死生”“齐彭殇”(陈引驰《中古文士精神之演进》,载于《华夏文化论坛》2020年第1辑),实际哪有这样的事。羲之正因信道教,而服膺老、庄,其序中之文,感慨于“情随事迁”,一切都在“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论者不顾“俯仰之间”就出自《庄子》之书,而认为羲之是反对庄子的,诚所谓千虑之一失者乎。今考《庄子·天运第十四》,论有明文:“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羲之正是在用庄子语,表示他不愿与世俯仰,而欲退隐山林。文中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句首加了“固知”二字,是羲之出于作文的必要,属于文章技巧的跌一步的技巧,表示尽管有修短随化、生死一体的说法,但是生命可贵,不能浪费,必须珍惜时间快活山林,哪能虚度此生与世俯仰呢。

传中叙述羲之一门的善书事状,除羲之外,对献之尤多笔墨,并同谓父子皆善隶、草。这正与梁代庾肩吾《书品》所言合。今天人以为羲、献专工行、草二体,岂非误之甚矣!

《晋书》右军本传后附《赞》,乃是史家才、学、识表达的重要部分。本传尊羲而抑献的思想很明显,然而如果玩味其中“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逸少乎!”“其余区区,何足论哉!”就可见传文的载录,并非虚语,皆为实证,实足以支撑其赞论的立说。这正显现出了,史述与论赞,互相参证,立论有据,述史有识,不可偏颇而为之。

所以,书法品鉴,不通子史,可乎?答案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