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东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从南朝梁庾肩吾的《书品》到唐代张怀瓘的《书议》《书估》《书断》等,都有明确的真迹意识。他们所谓的真迹,指的是书家的原作。张怀瓘则更加明确地说明了从真迹的作品中去了解书之在人的状况。他在《书断·序》里说:“若乃思贤哲于千载,览陈迹于缣简,谋猷在觌,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无隐,斯可尚也。”这种依原迹而得深察的意识,可以说乃是古来品鉴家的一贯做法。

在晋唐之际,所谓“真迹”之提倡,乃是因为当时有非真迹的书法存于世间。这种所谓的非真迹,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石刻,二是摹本,三是临本,四是集字,五是雕版印本(初唐已经有雕版印刷)。今试析这几种情况如次,以便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古人真迹意识的用心。

石刻是由人书写之后,用朱砂摹影上石,而后雕刻字形而成,其所能得者为书写原作之形,如果影描、刻石的工匠技术高妙,往往可以逼近原作之形;但是,很显然,因为是经过了描影、雕刻的程序,就已经不是毛笔书写的直观效果,也失去了毛笔书写的特性,虽有其形,但笔致与韵味已经与原作有差距了。

摹本的做法,则是用原大的纸铺在作品上,用双勾笔画的轮廓线,成为后世所见描红的空心笔画这个样子,而后用填上墨色的办法,使得原帖像一个复印件似的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王羲之《丧乱》《得示》《二谢》等帖,就是用这种双勾填色的办法做出来的;因是古人所为,所以至今宝之。

临本的情况,则又比摹本增加了笔法的连贯性,以及临写的人自己的理解,其可见笔迹的真实,也比摹本更像样。不过,临本容易失去原帖的位置与空间。在位置与空间上,失去原真,自然也就让人觉得临者在写自己。比如唐伯虎临《兰亭序》,人们评为这只是唐才子自己的笔法写古人的字而已。与摹本比较,就可感受得到,临本自为行布,故此虽有气韵生动之感,却已经不是古人之意态。这就是唐伯虎临本《兰亭序》与唐之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诸家摹本大异其趣的原因所在,即借古人而写己我故也。

至于集字,最有名的唐人集王,莫过于唐释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在今天观之,有似右军行书的字典,其笔法的走向、笔势的连贯、气韵的灵魂、通篇的呼应,则很难与王羲之原作同日而语。然而,因在唐时王字散佚,此集王之书,存留唐时之前王字,功莫大焉,恰如文献之有类书《艺文类聚》一般,可存王书古时之面目,使千年以下,犹可仰见。

再说雕版,起于唐,经五代而盛于宋,最初也是由书手书字,而后在木板上雕刻反字,再加以印刷,因为工序的原故,与“真迹”相比,也是第二义了。

但是,必须指出,上面各类,也有文化史的意义。即如雕版书法,有《古籍版刻书迹例说》(祁小春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一书,从书法字迹的角度切入,对古籍版本中的书法现象做了整理、归类与分代,这是颇便于古籍版本鉴定的著作。其中心问题的关注,使之成为了版本与书法两个领域交叉研究的成果。由于这样的专门研究,把上述非真迹现象当作一个类别而深入、全面地探寻,所以就使得版刻书迹也成为品鉴的对象。

以此类推,非真迹的其他各类,如石刻、摹本、临本、集字,如果分门类去研究,也可以为“真迹”的观赏,提供许多意想不到的参考意见。虽然如此,“真迹”的意识,由来既久,所以是颠扑不破的。上述非真迹即使也能做到精美,但总归是下真迹。

可见,晋唐书法品鉴家们,对于“妙迹”“真本”的推尚,应当是我们今天书法品鉴继承的传统。张怀瓘说:“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观之者,似入庙见神,如窥谷见底。俯猛兽之牙爪,逼利剑之锋芒。”(《书议》)这在今天高仿与数码时代,观赏原作尤其显得可贵。所以,博物馆之古物展览,是多么重要!多观原物,自然可以避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孙过庭《书谱》)的情况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