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古玉的魅力毋庸置疑。从选材和质地讲,它系出名门,多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所用之物;从文化内涵讲,远古的神秘气息和萦绕其上的历史风云,都是比“沁色”更为夺目的沁润。高古玉的收藏拍卖市场,自世纪初有所起色以来,到2016年以香港邦瀚斯思源堂藏玉器拍卖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价格从此攀上新高度,热度延续不衰。如今,以史学的眼光、以“玉器史”的概念收藏古玉,将对藏家带来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帝王将相用玉乃上乘之作
当今拍卖市场,高古玉和明清玉是玉器的两大重点板块。其中,高古玉通常指的是汉代及汉代以前的玉器,可上溯至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高古玉市场一度平淡,一个是因为早年流散海外和民间者不计其数;另一个则是在鉴别和品评方面,相对明清玉,曲高和寡,门槛更高;而内地文物制度的限制,也一度使得高古玉的国内外市场“冰火两重天”。
但是高古玉的魅力从来毋庸置疑。从功能上来讲,高古玉多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用玉,用料和制作工艺都属于同时代的上乘之作,还带有浓厚而神秘的文化气息。高古玉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对史学把握越深者,越能领悟高古玉的妙趣。
近年来,高古玉市场逐步向好,高价频出。2019年4月2日,香港苏富比以约8,255,025元拍出了一件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2017年11月29日,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也拍出一件良渚“玉神人纹九节琮”,当时的成交价约7,233,500元。
高古玉的不断刷新纪录,大致是从2016年左右开始。藏品中,除了比较为市场熟悉的夏商周和战汉之外,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渐渐受到关注。作为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存在的西辽河区域的红山文化,其治玉水平达到了同时代的顶峰。
媒体报道则显示,“2019年古玉拍卖的十大高价拍品,其中有4件良渚文化玉器,3件属于红山文化”。
2016年,走,去邦瀚斯捡漏
2016年香港邦瀚斯思源堂藏玉器拍卖,如今回望,被市场和学界都认为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和事件。于明曾在《高古玉收藏的春雷还是闷雷》中以生动的笔触写道,“2016年4月5日,香港金钟道太古广场的一场看似普通的玉器拍卖会,却似一颗响彻在中国玉器市场特别是高古玉市场上空的雷声。电子图册在玉器行家、藏家的手机里传播、蔓延,每个看过图册的人都心中一惊:真伪没有问题,价格低得让人觉得‘白菜价’!每个看过图册的人心中都涌起一种冲动:走,到香港捡漏去!”
此时,距离上次高古玉闪耀拍场还是2000年12月的事了。当时,北京翰海的一件红山文化玉兽形玦拍得264万元。而在十六年后的邦瀚斯,来自亚洲区的一位显赫收藏家的私人珍藏,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到汉、宋、明、清的大部分从未在市场出现过的拍品。“现场座无虚席,所有电话线路被全部占用。”
最终,在这场拍卖中,一件极罕见的早期人物玉雕创下惊人的最高拍卖价世界纪录,拍品35号东汉玉雕说唱舞人,拍卖价31,480,000港元,是原来估价的数倍。全场共73件拍品,总成交额达178,276,250港元(含买家佣金)。
这场拍卖将中国高古玉的价格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溯其原因,除了因这批藏品的断代、真伪基本准确,和当地拍卖制度许可之外,汉代圆雕玉器的出现,也是引人关注的重点。如说唱舞人这样的圆雕精品,在古玉中并不多见,因为我们古代对于圆雕等雕塑技艺的掌握,和西方还是存在一定距离。
以“玉器史”的概念收藏古玉
收藏古玉,要有史学眼光。时至今日,对于高古玉的收藏,充分的知识准备和成体系的收藏策略,已经成为藏家和市场的重要思路。去年秋季,香港佳士得与资深艺术顾问张伟华合作,首次推出其个人古玉珍藏专场拍卖“云中玉筵 重要亚洲私人古玉珍藏:新石器时代篇”,其中一件良渚文化的三层人神兽面纹玉琮以3132.5万港元成交。一年后,第二部分“云中玉筵 重要亚洲私人古玉珍藏:夏商西周篇”也即将在11月30日亮相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佳士得秋拍,涵盖逾70件夏商西周玉件,以“止戈兴仁”为拍卖主题。
佳士得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部门主管曾志芬介绍,“新石器时代篇”着重呈现红山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的“玉猪龙”及良渚文化时期(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年)出现的动物面饰。而“夏商西周篇”承接了玉文化发展脉络,将“可见一个更加有序、先进以及有组织的‘统治和等级制度’的社会”。
佳士得方面在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商周玉器的品类中,以“戈”为主的兵器代表着王室贵族的权势,而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不少王者都起了安民之心。《左传》中楚庄王曾说:“夫文,止戈为武。” 意思是说,“武”这个字由“止”和“戈”合成,真正的意义是永远停止动用武器,这才是真正的武功。
藏家张伟华说:“回顾清末至民国时期,因战乱动荡而导致高古文物大量流散异国,1990年代至今,终于有机会将所搜罗的精美商周玉器重回中土,并依美术史思路,以‘止戈兴仁’为题旨,整理数件礼仪兵器,希冀藉由商周玉器之美,以艺术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止戈兴仁’的深层意涵。”
张伟华透露,前辈文物藏家夏伯壎曾对他说,经营文物收藏,格调要高,格局要大,对历史时代背景要充分了解,“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于是我开始以‘玉器史’的概念收藏古玉”。
延伸阅读
从红山C龙到东周S龙
见证社会万千气象变迁
提到东周,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想到活力十足的“S”形龙。那是一个充满争吵、战争,但也充满变革与创新的年代。“S”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哲理、寓意深刻的符号,蕴含着对变革、创新思想的理解。它源自于“C”形的变化。“C”形是一个古老而经典的图形,从字面上看,“C”形具有稳定、包容之意,是以红山文化“C”形龙为代表。其中包容着统治者的各种欲望奢求,也见证着历代统治者的野心与贪婪。由它们衍生出的“S”形龙,呈现出多姿、善变、带有动感的造型特点。东周时代的“S”形龙,位于承上启下的阶段,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东周社会的万千气象与思想变迁。
“S”形是一个非凡的图式,既表现为井然有序、端庄方正的特点,又蕴含正反、上下、对立的矛盾关系,非常符合周礼的统治思想,成为西周秩序美的典范,凸显出浓重的“教化”意义。于是,一种得自“天意”的,天子与臣民间不可改变的既对立又依存的共存关系,经由西周“S”形龙被确立、被规范,乃至成为周礼的一种精神体现。有一件春秋早期的“玉两头龙饰”,显然是刚刚踱出西周界河,但形神中,依然洋溢着周礼的德性美、秩序美,其玉质温润、方正圆融如君子,体扁平,近于长方形的“S”形,镂雕两首连体龙,二龙呈正反、对立连体状,由此凸显周礼的等级思想,亦暗含一种依存关系。
然而,再稳固,也难逃无常的历史之变,内心的不安,从玉龙的表情中流露出来,回眸远眺,张口瞠目,令人明显看出,它似乎已预感到了一种行将到来的巨变。
(王亚民、秦伟《玉器的故事》,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