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向群 著名书法评论家

艺术是没有等次之分,唯有其时代性和唯一性的。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钟繇、王羲之和颜真卿是最为重要的三位书法家之一。美国中国艺术史教授石慢曾指出:“由于颜真卿的书风恰好在中国书法史上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所以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即颜真卿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两位书法家之一。”(另一位则是王羲之)。石慢教授只提及王羲之和颜真卿两位,其实,还有一位是钟繇,在书法史上将钟繇和王羲之是并称“钟王”的,两人属于一种并列关系。

人们要理解颜真卿书法的艺术价值,首先要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他的儒家价值观、人格魅力赋予其书法风格的特质。他是唐代著名的忠烈书法家,字清臣,京兆万年人,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兴元元年(784),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并袭取汝州,对颜真卿怀恨已久的门下侍郎卢杞,向朝廷建议派颜真卿去劝李希烈归降。颜真卿奉旨前去,因拒绝向叛贼效忠被杀害。

钟繇是三国时期魏国的重臣,也是楷书的鼻祖,他所处的时期,正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演变并接近完成的时期,他继往开来,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宣和书谱》评价:“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肯是楷书,准确的在小楷,成就和贡献在于变体,由隶变楷。张彦远《法书要录》一书中收有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指的是“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可见,当楷体形成之后,它特定的形体特征,是不能随意破体的。用笔、间架结构等,是形成书法风格的重要因素。

唐代是楷书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名家辈出,风格各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初唐四大家,颜真卿则是晚唐的重要书法家。大家熟知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是其早期楷书作品,并未形成“颜体”。真正意义上的“颜体”,是他晚年书法风格的作品,代表作有《麻姑仙坛记》《李含光碑》《中兴碑》《勤礼碑》《颜家庙碑》,其中《颜家庙碑》被公认为颜真卿楷书的最高峰,体现了颜体楷书风格的最后发展阶段。

唐以前的楷书以小楷为主,颜真卿并不是在变体中着力,贡献则在形体放大,将钟王的小楷结密的间架放大成为大楷宽博、气势恢宏的空间格局。他在先民楷书的基础上,一改初唐书风,取精用宏,主要吸收了钟、王楷书的用笔、间架结构上,将钟繇的“平、直、均、巧、称”等笔意,发挥得淋漓尽致,又能融入了篆书“平、正、圆、直”的特点,将小楷短撇短捺拉长,最有特色的捺笔,源于章草带有飞雁的短捺,只不过将之拉长,使之舒展。点却出自东汉的《夏承碑》,更加体现其庄重强劲的书法美与忠义人格完美结合。

欧阳修对颜真卿的书法评价:“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倪雅梅认为,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与王羲之的书法风格有较大的不同。王羲之的字“左紧右松”,即字体的形状倾向于左边分散(钟繇的字特征如是)。颜真卿的字则更平稳,呈现矩形。与此同时,颜真卿在楷书风格中融入了篆书“平、正、圆、直”的特点,显示出了明显的厚重性和稳定性。

汉代扬雄曰:“书,心画也。”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字如其人”的观念,一个人的内在和外在、言语与行为、品格与艺术都是统一的。因此,书法风格被赋予了道德意义。

颜真卿书法风格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的复兴,实得益于改革派的韩琦、蔡襄、欧阳修以及苏轼等士大夫们对其推崇和揄扬。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颜真卿楷书成为普遍接受的书法风格。欧阳修是对士大夫影响最大的改革家,他的艺术品味在士大夫的圈子里广泛流行。他以文学家韩愈为榜样,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韩愈曾说过:“羲之俗书趁姿媚。”如此看来,欧阳修并不喜爱王羲之的书法,他一来谴责由皇家支持的王羲之书法典范,批判王氏书风过于熟练油滑;二来规劝文人根据自己的性格来选择艺术典范。

颜真卿的书法是中国书法的一座丰碑。虽然客观存在有儒家价值观和政治色彩,但他“中正之笔”的楷书,仍然是后世学习楷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