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武器论”影响深远,鼓舞了军心民心
建党百年,也是“宣传摄影”兴起与发展的百年,可以说,“宣传摄影”自兴起即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密切相关。最大功能即是表现在教化方面,浅显直接的照片以其直观易懂为底层民众所接受,特别是不识字的群体。因此,在这期间,广东的沙飞与浙江的罗光达等举办了“第一次新闻摄影展”,同时还有受到沙飞“摄影武器论”影响的吴印咸以及高帆等一众摄影家。
据《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沙飞研究会常务会长司苏实撰文,来自广东的沙飞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完成了他摄影武器论拍摄模式的探索,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摄影专业人才,搭建起遍及北方各个根据地的摄影组织体系。著名摄影家顾棣也在另一个角度提及,抗日战争以后,中国新闻摄影的中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他同时强调,华北的摄影事业由广东人开创、领导、发展起来。
■新快报记者 梁志钦
亲和的图像,俘获了民众的心
1939年1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干部沙飞、罗光达等人在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敌后第一次新闻摄影展,于乡野路边展出抗战照片200余张。对此,罗光达曾回忆说:“前来观看的人群熙熙攘攘,比赶庙会还要热闹。参观的群众都想挤到前面去,好看得更清楚。”很多乡民是头一次看到照片,他们对这种形似绘画却比绘画细密精致百倍的图像充满了好奇,连带着对图像的内容发生了兴趣,“画面上有几门炮,多少支枪,多少匹大马,都要数一数”。图像因其所展现出的亲和力瞬间俘获了当时识字率不高的根据地民众的心,展览获得了极大成功。
著名新闻摄影理论家蒋齐生曾在文章中介绍,1942年,沙飞和罗光达创办了《晋察冀画报》,并以画报为中心,团结、培训、组织、建立了中国解放区数以百计的摄影战士队伍,这支队伍按其人数之众、工作条件之艰苦、牺牲之巨大及建树之辉煌,在当时世界上,即便是最先进的大国,也无法与之相比拟。
高初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边区的摄影者战斗在最前线。而这个最前线,不单是民族危亡的最前线,也是艺术创造的最前线。在这一时期,他们在战斗场景和边区生活的题材中积累经验,形成个人的风格。毫无疑问的是,这也是他们艺术创作状态最为饱满的时期,他们找到了摄影的新的道路,一种情感质朴又坚定的,能唤起战士和民众的摄影。他们个人在民国时期的画意的、都市的、文人情趣的审美形态,改造成边区时期的战斗和生活题材中所蕴含的审美形态,并通过展览、画报和摄影训练班,传达给毫无阅读视觉体验的新的摄影活动的参与者。
力争用最少底片,记录各个题材
延安时期,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吴印咸受袁牧之邀请来到延安投入了革命文艺工作的红色阵营之中,受到沙飞“摄影武器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吴印咸等摄影师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将摄影作为宣传武器,不仅充分发挥了摄影艺术在战争时期号召人民群众投入救亡图存、鼓舞军心民心的特殊作用,还为研究中国战争摄影提供了重要的影像史料。
吴印咸女儿吴筑清在文章中说,当时每接受一项任务,拍摄者都要仔细观察半天,力争用最少的底片,尽量把各个题材的内容都记录下来。她写道,1943年春节,父亲他们还举办了反映延安风貌和边区人民精神面貌的《延安电影团摄影展》,200余张照片,都是自己着色放大自己装饰的,展览反响很大。
吴印咸于1940年拍摄的《前线视察》以“贺龙与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观察地形”为拍摄对象,照片用仰拍的视角,以天空为背景,贺龙手中握着望远镜,一只手指向远方,照片传达出的雄心气魄,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拿起画笔走上街头抗日
高初向记者介绍摄影家高帆的历程,在七七事变后,高帆“拿起画笔走上街头做抗日救亡宣传”,在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要求被分配到最前线,校长成仿君在纪念本上给高帆留言“前进,中国的青年”。最开始是搞壁画和木刻,后来129师缴获了一台相机,分配给了高帆,因而高帆有机会成为129师最主要的摄影工作者。
据中国美术馆收藏部研究馆员汤林丽的研究可知,1949年1月,高帆拍摄了解放军进入北平以及中共中央进入北平、西苑机场阅兵的重要历史时刻。这些在城市景观背景下的拍摄,是高帆摄影生涯成熟期的又一系列重要影像。
相机和纸笔
就是他的武器
还有一位在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王小川看来“中国革命摄影史上、军事摄影史上不能忽略的重要一员。”他就是雷烨,作为国家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抗日英烈中唯一的摄影记者,雷烨的事迹未在包括摄影界在内的社会各界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据介绍,雷烨原名项俊文,浙江金华人,1914年出生,1938年初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半年后受命带领前线记者团开赴晋察冀前线,是抗日战争时期与魏巍、沙飞等齐名的战地记者。他一直用雷烨、雷雨等笔名发表文章和照片,相机和纸笔就是他的武器。1943年4月20日,雷烨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河北省平山县曹家庄撰写照片说明时遭日寇偷袭包围,身负重伤。他一面用手枪掩护警卫员突围,一面砸碎了自己的相机和自来水笔,撕毁了全部文件,留下最后一颗子弹自尽,壮烈牺牲,年仅29岁。
雷烨生前拍摄了《战斗在喜峰口》《晓渡滦河》《塞外的杀声》《日寇烧杀潘家峪》等上百张摄影作品,记录了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武装斗争的真实场景,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
华北摄影事业 由广东人开创
值得一提的是,据《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沙飞研究会常务会长司苏实撰文,来自广东的沙飞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完成了他摄影武器论拍摄模式的探索,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摄影专业人才,搭建起遍及北方各个根据地的摄影组织体系。
著名摄影家顾棣也在另一个角度提及,抗日战争以后,中国新闻摄影的中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但他同时又强调,华北的摄影事业却是由广东人开创、领导、发展起来的。
司苏实还有进一步的分析,沙飞身后是一支成体系、有建制,以后发展到全国各领域的摄影专业队伍。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个庞大的体系,仍然能够体现出以广东人为骨干的特点:沙飞在晋察冀立脚没几天,广东人赵烈就调到他身边了。最终为了他们的事业而献身;广东人石少华1943年秋,在《晋察冀画报》社最困难的时候来到沙飞身边。以后石少华以高尚的品格和严谨负责的工作作风,有效地协助沙飞,最终代沙飞实现了他们当年共同的理想,不仅在新中国成功地开办了全军、全国性大画报,还在全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摄影组织系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