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花鸟画不仅代表了一种较高的文化修养情趣,而且也被作为宫廷、寺观建筑物的内部装饰。画院花鸟用黄派风格画出,既富丽辉煌,又闲雅典趣。释道人物画大受重视与宋皇帝一开始就笃信宗教有关,许多较大型的官邸和寺庙的建造,都要绘制政教宣传画。

宋太宗时重修开封最大的寺院大相国寺之时,画院名家高益、高文进、王道真、李用及、李象坤都为之进行壁画创作。真宗时修建玉清昭应宫之时,画院画家领导从全国招募来的三千多画师进行大规模的壁画工作。

界画(主要用以描绘宫室、楼台、屋宇等作画时需用界尺引笔画成,故称界画)在宋代达到高峰,从社会原因上说,是与社会转型、市民兴起和对技术兴趣的高涨相联系的。但从艺术体制上说,却与画院的提倡相关。在《宣和画谱》中,界画排在画谱十门类的第三位,后于道释、人物,而前于山水、花鸟。

界画主要用来绘建筑物,产生很早,《汉书·郊祀志》记载有《黄帝明堂图》就为界画。界画主要是画工之事。顾恺之说:“台榭(界画),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难成,因毛笔作画,横竖要画直,比例须不差,不容易,得用界尺引笔画成。正因此,它完全是靠一种结构之美,而不是笔墨之美,因此地位不高。但宋代的市民倾向于科技氛围,使界画闪现出一种特殊的魅力,从市民的眼光看,画得好不好一看就明白的,就是界画;从科技的观点看,界画最讲程序和规矩,最好用一个客观标准来衡量。

正是这一背景下,界画在宋代成了一门“显学”,被列入画院的入院考试科目,也是院内学生的必修课。《宣和画谱》说:“(界画)自晋宋迄于梁隋,未闻其工者,粤三百年之唐,历五代以还,仅得卫贤以画宫室得名。本朝郭忠恕既出,视卫贤辈,其余不足数矣。”宋代界画名家除郭忠恕外,还有王士元、赵伯驹、赵伯骕、李蒿等。宋代界画讲究精工细密,计分计寸,向背分明,不失绳墨,往往结合金碧山水,亦为人物画的背景。如赵伯驹兄弟就以擅长金碧山水、界画阁楼著名。由于界画最倾向于技术性,也最容易比较,被有些人目为院体的代名。“取工细刻划,号为院体。”“后人从事界画,称为院体。”

邓椿也说:“画院界作最工。”西方文艺复兴是以绘画为代表的,而绘画是以科技为基础的,这与中国的界画在宋代成显学有相似之处,然而,西方油画却成为当时的最重要的示范学科,并自此以后成为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宋代界画虽然在画院中也形成了重视客观世界的谨细拟物画风,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在画院里以重诗意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一面,以文人画的产生形成与界画精神的完全对立,因此界画终于未能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而这,正如宋代科技在古代的命运一样,以一种方式暗示了中国文化的转型性质。回到画类上来,山水画代表士人的修养趣味,风俗画、历史画与现实社会风气相连。这三类画,特别是风俗画,进入画院透出了宋代画院具有一种开放的性质。

(据《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题目为编辑后拟,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