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见证了广州的几乎每一项重要考古发现
■特约撰稿人 易西兵(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集中展示了广州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重要遗址,以及大量臣民墓葬出土文物,勾勒出秦汉番禺都会、岭南地区的生动历史图景。一处处重要遗址、一件件精美文物,都是考古工作者“面朝黄土背朝天”、长年累月奔走在建设工地抢救出来的。是考古工作和考古人,增强了西汉南越国的历史信度,丰富了秦汉岭南地区的历史内涵,活化了秦汉番禺“都会”的历史场景。
广州的考古事业,凝聚了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几代考古人的心血。麦英豪先生作为广州现代考古的主要开拓者,曾担任南越文王墓考古发掘队队长、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发掘总领队,为广州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2013年,先生被评为“20世纪中国知名考古学家”。
筚路蓝缕, 开创广州现代考古事业
麦英豪先生于1929年3月26日(农历二月十六)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县(现为番禺区)石碁镇官涌村一个农民家庭。少时家境艰辛。1949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广州大学教育系,但是在校学习两年后,由于生活极度困难,被迫终止了学业。
1952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先生被招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广州市文管会)工作。1953年8～11月,他和同时进入文管会工作的黎金被单位派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接受了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宿白等历史和考古学家的面授、指导。此后又参加了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北京大葆台汉墓的考古发掘,这为他日后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等打下了坚实基础。
培训班学业结束后,先生踏上广州考古发掘和研究之路。1956年,他与黎金女士喜结连理,而后共同战斗在广州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前线,成为考古界佳话。先生在考古事业上一干就是63年,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1983年是广州考古史上的重要一年。这年6月9日,广东省政府在解放北路象岗山顶进行基建施工时发现大石板,施工负责人马上报告文物部门。经考古人员调查,确认为一座南越国大型石室墓,并且没有被盗扰。先生立即向上级部门报告,并赴北京向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汇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对该墓进行发掘。考古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鼐明确指示由先生任考古发掘队长,主持此项发掘。经过44天夜以继日的奋战,发掘工作圆满结束。发掘结果震惊国内外——在1000多件套出土文物中,有金印3枚,还有铜、玉、水晶、玛瑙、绿松石和象牙印玺共23枚,其中“文帝行玺”金印和“赵眜”玉印可以确认墓主人就是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这是岭南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彩绘石室墓,也是广州地区首次发现汉代诸侯王陵。多年以后,先生提起此事,仍觉得无比幸运和激动,因为他自开始从事田野考古发掘起,就想到要注意南越王陵的发现及保护问题,为此在广州古城周边进行了多次调查,但都没有收获,结果还是因为建设施工的偶然机遇被发现了。1991年,先生与黄展岳先生共同主编的《西汉南越王墓》考古发掘报告正式出版,详细公布了南越王墓的全部发掘资料。该报告1995年荣获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先生不再担任一般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但他仍然坚持参加田野考古工作,指导了广州几乎所有重要考古项目如南越国宫署遗址和木构水闸遗址、南汉二陵、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等的发掘和保护工作。
2000年以后,随着城市建设范围的扩展,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也从历史城区及近郊延伸到萝岗、从化、增城、南沙等地。市区的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动物园古墓葬发掘现场、南沙鹿颈先秦遗址、从化吕田狮象遗址、增城扶浮岭先秦墓地等遗址发掘现场都有先生的身影。他见证了广州的几乎每一项重要考古发现。在繁重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先生亦注重对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为考古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呕心沥血,
守护羊城文化遗产
作为一名广州考古工作者和文物保护专家,先生为广州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正是他提出“抓大放小”的原则,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一批重要考古遗产得以在原址保护和展示。
1983年,先生作为发掘队长主持了南越王墓的发掘工作。发掘期间,广东省、广州市领导多次到工地参观考察,先生趁机向领导介绍宣传此次发现的重要价值和出土的文物珍品,并建议省市领导对墓室进行原址保护,建立博物馆。
当时,全国考古发掘的许多重要墓葬,都是在发掘结束后将出土文物移存省博物馆,墓室所在地则继续进行基建施工。南越王墓位处广州市区中心,要原址保护,党政领导需要下极大的决心,并且要投入不少的财力。正是先生的建议,再加上国家文物局领导专家的支持,发掘结束后,广州市政府决定对墓室实施原址保护,建立博物馆,展出墓内出土文物。1993年,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全面建成开放。
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发掘与保护,先生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年发掘大型石构水池、1997年发掘曲流石渠,分别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宫署遗址的保护,最初也是惊险曲折的……所幸,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精华”的宫署遗址最终得到妥善保护。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和木构水闸遗址,今天已成为广州重要的历史地标和文化景观,其保护模式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典型示范意义。
除了南越国遗迹,先生还主导了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南汉二陵、明清瓮城等多处城墙遗址、广州动物园古墓葬、北京路清代古船等重要考古遗产的保护。每遇重要考古发现,他都利用各种机会邀请省、市领导到现场考察,并向他们提出保护建议。
先生还先后担任广州博物馆馆长和名誉馆长、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委员和广东省、广州市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几乎走遍了广东省各地县,参与了广东省、广州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论证和保护工作。
文化遗产普查和文博图书的编纂、出版同样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生担负了多种广州文博图书的审稿和编纂指导工作。2007、2008年,先生在黎金老师的协助下,几乎是逐字逐句完成《南越宫苑遗址》100多万字、《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全3卷共100多万字、《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全14卷400多万字的审稿,促成这三项重要成果顺利出版。因这段时期过度用眼,先生视力急剧衰退,左眼几乎完全失明。
尽心尽力,
推动广州考古队伍和机构建设
先生常对别人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考古佬”,终身以考古为职业。从最早的广州市文管会考古组到市文管办考古队,再到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队伍和机构建设无不浸透着先生的情感和心血。
在此举一个例子: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市考古所成立后,一直没有专门的符合国家标准的文物仓库和整理场地,大量考古出土文物无法得到及时修复整理,严重影响到学术研究和出土文物的后续利用。先生为此也是满心焦虑,想方设法跟各级领导反映,希望得到解决。
2011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汉二陵被列入广东省首批大遗址保护项目。先生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解决市考古所文物仓库和考古资料整理场地的好机会,他利用市领导看望他的时机向市领导建议依托南汉二陵建设博物馆,同时解决考古库房和考古资料整理场地问题。得到市领导的肯定后,先生立即召集市考古所领导和业务人员编写具体方案。从南汉二陵保护规划到南汉二陵博物馆功能需求,先生全程参与论证,还亲自拟出博物馆的功能分区布局和各功能区面积需求,和我们商量修改后,撰写了《关于南汉二陵保护的建议与构想》,提交市领导。经过充分的筹备,2015年,南汉二陵博物馆动工建设,2019年正式开放。
诲人不倦,
培养文化遗产保护人才
先生治学严谨,他一贯主张考古工作者要甘于清贫,勤于动手、动脑、动耳、动口,在工作中要实事求是,以考古材料说话。同时,要加强考古资料整理研究,要充分利用考古材料和文献史料相结合,研究广州古代史。
在长期的工作和治学过程中,先生十分注重广州文物考古人才队伍的建设,对年轻的考古业务人员,他一方面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又给予无私的关怀和指导。先生的平易近人和诲人不倦、提携后辈的品格,感染和影响了广州几代考古和文博人员。正是在他的鼓励和带动下,广州的文博队伍建设稳步发展,推动了广州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2015年上半年,先生确诊患上癌症,但仍然保持一贯的乐观主义精神,一边坚持治疗,一边继续参与和指导广州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了让先生多休息,我们尽量少打扰他,有几次是等他从医院打完针后再向他汇报,陪他聊天。先生仍然牵挂着广州文博事业,谈的多是文物保护,不忘鼓励后辈多做研究,多出学术成果。
2016年9月,先生住院接受治疗。此后的两个多月,先生的病房成为所在楼层最热闹、最忙碌的社交场所——几乎每天都有领导和文博同仁前来探望。先生却把病房当成了工作会客室,和每一位前来探望的领导或文博同仁商谈广州的文博工作。11月28日下午,先生永远离开我们,驾鹤西去。
先生生在番禺,长在番禺(广州),一生致力于古代番禺的考古学研究、现代广州的文化遗产保护。他开创的广州现代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亲手发掘的南越文王墓,已经成为广州重要的文化名片;他奔走保护的南越国宫署遗址,成为全国范围城市核心地带文物保护的典范;他指导保护的北京路千年古道、南汉二陵、历代城墙等考古遗产,已经成为广州重要的历史文化坐标和人文景观;他力主建设的南汉二陵博物馆,已经落成……
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广州——他所生所长所爱的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本文有删节,部分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