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
我家世居安徽省寿县安丰塘下,王家琰是我的从叔,他在家族兄弟中排行老五,故我辈都称他为五叔。
33岁的五叔是我的偶像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3年,我在读初二时陪护患病的母亲到省城合肥治病。那时,他还在合肥手表厂工作,住在旧街中一座狭小的阁楼上。他见到我母子二人,非常高兴,热情款待,竟丝毫没有省城人的傲慢。阁楼虽小,但布置得整洁而又雅致,特别是墙上挂着上海名家任政写的行书横幅,以及他自己书写的条幅,遒媚秀润,甚是可人。这时他年方三十,他的书法与他的长相一样俊秀清雅,有书卷气。当时,举国书法凋蔽不堪,而我在那里见到如此墨宝,着实震撼心灵,肃然起敬。五叔知道我也喜欢书法,并且拓得寿州循理书院碑廊里的碑帖后,高兴地说:“碑廊里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梁巘等人的书法碑刻很好,都是书法大家,你要好好临习。”无疑,他的话具有启蒙的意义,从此我临帖不辍,受益终身。
再见五叔时是1976年,我已从下放知青被招工到寿县土产公司工作,他也从那小阁楼上迁入了新居。而所谓的新居也不过是合肥市里的两小间旧平房,陈设简朴,但满屋书香。见我来到,他很高兴,拿出一本我从未见过的印刷十分精美的画册来,我接过来一看,上面赫然印着一行字:《现代中国书道展》。他兴奋地说:“这是日本出的书法作品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由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在日本举办‘现代中国书道展’,仅展出80件当代中国书法篆刻作品,安徽省只有两个人入选,就是我和司徒越,而我俩又都是寿县人。”欢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不仅为自己能够跻身于中国最顶级的书法展而欣喜,更为千年古都——寿县而自豪。晚清时江淮大地流传的“怀诗、寿字、桐文章”,果然名不虚传。
翻开这本沉甸甸的作品集,看到其中都是当时我国书坛上耀眼的明星,五叔的行书条幅《鲁迅·赠日本歌人》赫然在册,印象深刻,至今历历在目。那时,他还只是一个青年,但他作品的才气却扑面而来,让人眼前一亮,在众多大家作品中毫不逊色。这次入展无疑奠定了他在当代书坛上的地位,一举成名,在江淮大地家喻户晓。那一年他才33岁,从此成为我心中的偶像。
五叔邀请谢稚柳为我的拙著题签
五叔的命运也从此改变。不久,他便从合肥手表厂调到省博物馆工作,成为一名专业书画家。那时尚未有书画院或书协、美协,他能得此职位是许多书画家梦寐以求的。此后,无论我是在家乡工作,或是在外求学,只要得便或路过合肥,我都会去看望他,聆听教诲。每每见我来到,他和五婶都非常高兴,倾其所有招待我,还要与我小酌几杯。他挥毫作书时,我便从旁为其研墨,细心观摹,聆听他的教导,受益良多。
记得他对我说:“博物馆中有许多书画收藏,特别是董其昌在画上的那些题跋写得很好,我时常临摹。”“全国搞文物普查,谢稚柳、启功等许多书画大家都是小组成员,我陪同,跟他们学了和看了很多东西。”“现在省博物馆要到日本举办‘安徽文房四宝展览’,我有机会到北京、上海、南京,时常到谢稚柳、启功、林散之等老先生家中讨教。”试想一下,在连书画资料的印刷品都十分匮乏的年代,他能够经常看到和临摹古代名家作品真迹,又有机会陪同当代名公左右,听其谈书论画,这是多么幸运啊!
1989年,我已在华南师大中文系执教,著成《中国历代书法家评述》,将要付梓之际,五叔特别高兴,挥毫为拙著题签;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还特别邀请谢稚柳先生为我这个无名小辈的拙著题签,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他教导我“艺术家要靠作品说话”
成名以后的五叔并未被名气所累,止步不前。记得有一次在他家中,我们叔侄二人小酌之后,他站起来走到书案前说:“我给你写一幅字。”说罢,只见他挥毫走笔,边写边读,一气呵成:“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作品潇洒流畅,行笔顿挫生姿,用墨苍润兼施,已看不出是学王还是学米,是临董还是习赵,面目大不同于以往。他对我说:“书法家不要过早地形成自己的风格,要不断探索,光景常新。”他还指着那幅作品对我特别强调:“用墨要苍润兼施。”这些至理名言,使我大受启发。
那时,慕名向他求书者络绎不绝。不过,每应请索他都是认真书写,绝不马虎应酬。他是把每一幅作品都当作艺术创作。我注意到,他经常书写同一内容和形制的作品。我问他为何如此?他说:“这样反复书写才能在运笔墨法、结字造型和章法布局上不断领悟和完善,用笔用墨才能达到精熟,体会更深,收获更大。”可见他用心良苦,也使我顿悟个中奥妙。他常说:“艺术家是要靠作品来说话的;没有好作品,你吹得再大、叫得再响,还是等于零。”
2017年,我著成《书法非常道》一书,五叔欣然为拙著题签。该书出版后,我返乡至合肥,去看望他。哪知他早已为我榜书“书法非常道”五个大字,老辣苍雄,笔力扛鼎。这幅八尺条屏,我俩合影时举过头顶还不能完全展开,足见对我的厚爱。如今,五叔王家琰已达“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理想境界,可他依然有着旺盛的创作热情与活力,我觉得他依然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