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存一点素心,唱两句皮黄,描半世丹青,然后于静止的两百余幅画面,拉展出一台“游艺东西”的好戏。
2021年8月27日,“游艺东西:关良的风格史研究”在广东美术馆展出。来自主办方以及多家机构及藏家的两百多件藏品,以图像和文献为媒,呈现了艺术家于西方现代艺术的传播耕耘,和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创新。“在中国画的变革大潮中,良公融西学而内化,在水墨画中探索出一条简拙至美的戏曲水墨画之路”。
图像证史
策展人、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在媒体导览现场表示,作为近年来对这位岭南艺术大家的最全面的一个学术研究展示,“游艺东西:关良的风格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零的突破”,是一个“新的尝试”。展览作为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的展览项目之一,亦属该馆“历年来难度极大的一个展”,不管是从藏品的征集和鉴定,还是从展览讲述方式以及学术梳理,整个团队都呕心沥血。“既是以艺术家关良为核心的一次个案研究,也是广东美术馆‘馆藏活化’的一次典型案例。”
“当广东美术馆的策展团队下决心要带关良的艺术毫无保留地‘回家’时,我们思考最多的是这两百余件作品将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关良?”
如果将良公一生对东西方艺术的探索联系起来,形成由关良及其相关的作品构成的图像线索之时,便会发现,“关良所关注的艺术问题,以及关良创造的艺术风格,是与其时代息息相关的”。
因此,展览以“图像证史”为研究方法,以关良及其友人的作品、文章、历史文献、照片等资料,串联整个展览的大事记。从“改良思潮下的‘洋画家’(1900-1949)”,到“时代塑造的‘国画家’(1950-1976)”,再到“回归自我的‘游戏笔墨’(1977-1986)”,三大板块,呈现了个人艺术探寻脉络和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脉络的交织辉映。
中西间的滑动和选择
初,关良就与戏结缘。1900年生于广东番禺的他,3岁从乡下迁至广州,6岁开始就经常到海珠长堤的“乐善戏院”去看戏。后来随父亲经商,从广州迁到南京,寄居“两广会馆”,在南京金陵中学读书,也经常到会馆西边的小舞台听戏。而后他东渡日本,既系统学习了西洋画和素描,也于小提琴和西洋音乐方面造诣颇深。可以说,适逢其时的艺术求索机会,以及对于音乐、戏曲等其他领域的卓绝天赋,关良在二十世纪初的“洋画运动”中,就此被打上时代烙印,并因其特立独行的品味,学成归国后,开始自觉地在油画和国画、西方和东方的媒介和风格间持续滑动,“并最终在他最擅长的戏曲领域,找到了突破和落脚点”,广东美术馆文博馆员武鹏飞在展览现场介绍说。
戏剧人物画这个“新画种”,可说是由关良开创了新局面。与他同期的许多艺术家,其实都在东西艺术面前思考艺术之前途。林风眠的中西融合、徐悲鸿拿西方写实绘画改造中国画的做法,是其中的一些代表,关良另辟蹊径。
古人有云:“笔意贵流。”关良的人物画,从表现人物不同性格特征的需要出发,寥寥数笔,疑似“信手涂鸦”,却是细心经营。他在早期淡彩水墨的画法基础上,融以西画的用色技法,掺以国画迂缓、迟滞、游移、泥泞的线条,造型上以“简”代“繁”,刻意传神,“形成稚拙、率真、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特点”。早在1942年,这种融合了东西文化的现代绘画形式,已在战时陪都重庆获得文艺界的肯定,认为其发扬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具有“民族特征”的绘画形式。
感情到了才点睛
而且,“我们在观画时,要注意观察他的‘动势’和‘点睛’”,武鹏飞介绍说。从前梨园子弟登台亮相,鼓点子“蹦——登——呛”,呛一出,亮相完毕,才有人鼓掌、叫好。而关良专选亮相还未定的时候,也就是锣鼓点子‘蹦——登——’还未到“呛”的时候,抓住这一瞬间的动势于画面上,因此在画面上的人物也给人一种动态的进击、美学的震动,这就是所谓“画中有戏”,一切,仿佛正在行进。
而“点睛”,则是指良公作画,往往最后才画眼睛。展览现场,甚至展出了部分尚未“点睛”的作品,呈现了创作的过程。“眸子”两点,焦墨一戳,看来“全不费功夫”,却是“精心之极”的一笔。眼睛不仅反映着人物的动态、神态、情绪,而且更反映出戏剧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思想感情、气质。“有时我把画好的一幅画稿,高悬墙上,朝夕相对,斟酌再三,一旦成熟,即刻落笔,一挥而就”——笔者翻阅《关良谈艺录》,看到了作者的亲身讲述。他的意思是,感情到了才点睛。
得意忘形,“我说可取”
关良的画难懂吗?难以被人理解吗?展览中,观众的感受也是各异的,它天真、它稚拙,它看似简单一气呵成,细看却笔法迟滞、迂缓、艰涩、犹疑。它不是未经思索的信笔由缰,或许,我们更应该把它看做重重探寻后对于艺术本源回归的一种再现。
从前,李苦禅也被学生问到这个问题,他回了一句:“良公的这幅画叫做得意忘形。”而良公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一味模仿自然对象,艺术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我也并不过分强调变形,变形的目的是为了写神,是为了概括对象,是为了强调形体的感染力所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并不仅仅是追求形式的变化。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变形’是早已有之的。无论诗词、戏剧、绘画无不在表现对象的特征上独具匠心。而人民群众对这种变形、夸张也完全能理解、接受的。变形更不是胡扯乱来,信笔涂抹,而是抓住对象的特征加以艺术的概括、夸张、提炼而进行表现。明代八大山人的画就是变形的,他画的鸟眼睛是方的,但特别有精神。陈老莲的画也是变形的,他的人物画确能传神。所以我说变形是可取的。”(《关良谈艺录》)
而迟轲则是这样评论的:“关良艺术的稚拙之美所以亲切宜人,在于他虽运尽匠心,却毫无剑拔弩张、卖弄才华之意,在于大巧若拙、熟后转生,在于‘百炼钢化绕指柔’。”
温柔和温厚,支撑起了“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大量的留白,在构图的焦点突出之上,以其赤子之心,获得了一些人们的“偏爱”和赏识。关良是简静的,他爱热热闹闹的戏剧,甚至专门学艺粉墨登场,画面却纯粹通透;关良又是坚持不懈进击的,他一生痴迷戏剧,持续热爱这种当时被人看不起的“下九流”行当,不屑于理会世俗偏见,继而一生痴迷创作,直到生命第86个年头,创作到最后一刻。
关良:我晕到戏里去了
“获得一些人们的‘偏爱’和赏识,这可说是我长期不懈的努力所带来的一点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关良曾这样说。然后他画风一转,又转到了他的戏上去——
“有的戏看过几十回,背熟了,又会唱,去看高手演出还会捧腹大笑,或者热泪盈眶。眼前台上一言一动都会唤醒我昔日种种记忆,看过的名家或无名者的绝招,那种温习也是享受。最后感动自己的原因是当下或从前的东西,根本讲不清楚。甚至来是为了画速写的头等大事也忘记了,晕到戏里去了。”
这是关良自己说的,他说自己画画是头等大事,又说自己晕到戏里去了。游艺东西,良公有戏。如今,我们可以,慢慢来看。
关良
字良公,广东番禺人,1900年生。幼年居于广州、南京,1917年随兄东渡日本,先后入川端研究所、太平洋画会(后改称太平洋美术学校)随日本画家藤岛武二、中村不折学习西画。
1922年回国,在上海神州女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广州市立美专等任教。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政治部艺术股股长。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辗转于广州、上海、重庆、杭州等地的艺术院校任教,并于全国各地旅行写生。1957年与李可染一同到东德访问,并在柏林科学院举办画展。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擅长水墨戏曲人物画、油画等,兼通音乐、戏剧。1986年9月病逝于上海。作品有《关良京剧水墨画》《三打白骨精》《贵妃醉酒》《钟馗图》,著有《关良艺事随谈》《关良回忆录》,出版有《关良京戏人物水墨画》《关良油画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