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一条商船“出土”瓷器超30万件 秦大树谈井里汶沉船和越窑“威水史”
日期:[2021-11-21]  版次:[A09]   版名:[收藏周刊]   字体:【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碗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瓷器

■井里汶沉船出水白釉盘口瓶

10世纪后半叶,五代十国至北宋早期,一艘装载着超过30万件中国越窑青瓷的商船,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附近沉没。数量极其庞大、工艺极其精美的出水文物,结合较早前的黑石号、印坦沉船的信息对比,让我们得以一窥越窑瓷器在早期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升级”,以及沿海重要港口的“排行榜”变化。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通讯员 穗文考

49万余件出水遗物 中国瓷器占75%

2021年11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陶瓷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所长秦大树教授,应邀来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多功能报告厅,做了题为《井里汶沉船的发现与相关问题讨论》学术讲座。此次讲座是“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1年第9讲,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魏峻工作室共同举办。

井里汶沉船上,最多的文物,就是中国瓷器——

49万余件出水遗物中,中国瓷器就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应在30万件以上”。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条商船出水49万余件遗物,其“船货来源覆盖面积之大,货物种类之丰富,在所有的沉船当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我们来看看这条沉船的具体信息——

秦大树在讲座中介绍,沉船遗址的发掘,在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100海里54米深的水下进行,从2003年开始,至2005年10月结束。发掘工作由印尼的有关机构与西方的水下考古机构合作进行。“2006年3月,我们首次组织了对井里汶沉船的学术考察。”他说。

井里汶沉船的出水遗物除瓷器外,还有大量铅钱铜币,数目不详的银锭,成批铜镜、铁锭、铁锚、漆器,大批小口深腹陶罐。另有来自马来半岛的大量锡锭、锡条形货币、锡矛形器,来自泰国的细陶军持,来自中东叙利亚或波斯的数百件玻璃香水瓶 (有的内含凝固的残渣),来自阿富汗或缅甸的一吨青金石原料,来自斯里兰卡的数百枚红蓝宝石等等,“几乎包括了从中国南海到印度洋地区贸易圈内的各式遗物,亦有内陆地区阿富汗或缅甸来的货物”。

越窑生产顶峰

应在10世纪中后期

出水的49万余件遗物中,精美绝伦的超30万件越窑,是最瞩目的部分。讲座上,秦大树半开玩笑地说,几乎件件都达到了秘色瓷的水准。

秘色瓷,越窑中的大名鼎鼎者,为人所熟知,最早是在晚唐时。当时诗人陆龟蒙在诗篇《秘色越器》中写过一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那井里汶沉船上超过30万件的越窑瓷器,它们的年代又是何时呢?

“由于(船上)其中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的‘戊辰’划刻纪年(968年),加之与其它考古材料的对比,我们大体可以将这批出水瓷器的年代定在10世纪后期。”

北宋于公元960年由赵匡胤建立。《宋史》卷四八〇《世家三·吴越钱氏世家》中,记载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一次就向北宋王朝贡“越器五万事”,加上“金扣越器百五十事”。公元978年,吴越王钱俶,一次性向北宋王朝进贡了五万件越窑,另外还有珍贵的带有金银装饰的瓷器150件。

类似的进奉瓷器的记载还有多条。从“普通越窑贡品”和“金银饰越窑贡品”的进贡比例推测,秦大树说:“如果按前述《宋史》所记的进贡比例,在北宋初期太祖、太宗两朝,吴越国所进奉的越窑瓷器数量即可逾200万件,这些进奉的瓷器又是从越窑生产的全部瓷器中精选而出,可见当时越窑瓷器的产量会是多么大。”

“由此,我们似可得出结论,越窑的生产顶峰时期应该在10世纪中后期。”

“然而,除了窑址上可见大量的窑业废弃物,在考古发现的墓葬、窖藏、塔基和城市及居住遗迹中,我们很难看到足以反映文献记载的越窑生产规模的资料。井里汶沉船中出水的大量越窑瓷器成为诠释10世纪后半叶越窑生产规模的最有力证据。”

仅仅是前往爪哇的一条商船上,就出水了多达30余万件越窑瓷器,而且其中包括了碗、盘、托盏、杯、瓶、罐、盒、炉等多种器型,包括以前主要在北方窑口发现的鸡冠壶和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等。划、刻、印、镂、贴、塑等今天所知的10世纪越窑所拥有的所有装饰技法、装饰纹样更是丰富多彩,许多纹样超过了我们今天对北宋初期越窑纹样的认识。

从黑石号、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

看越窑和各港口的“活跃度”变化

以物见史,我们从沉船上的瓷器,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的。

秦大树从几条著名的沉船,包括黑石号、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探讨了越窑在外销陶瓷体系地位的变化。

“20世纪以来,在环印度洋地区的许多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的中国外销瓷器,有学者们将这一时期发现于从东南亚、西亚、中东直至东非的中国陶瓷总结为‘四组合’,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广东地区的青瓷。”

秦大树说:“尽管我们现在对所谓‘四组合’的问题仍在不断地加深认识,但是,由于缺少纪年材料,我们还很难判断在9-10世纪中国瓷器外销当中各窑口之间所占比例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某一瓷器产地生产状况的发展和变化,也反映了主要外销港口地位的兴衰问题,这是比仅仅了解某个遗址出土了哪几类瓷器重要得多的议题。”

●黑石号(唐)

东南沿海最重要港口

是扬州港

黑石号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发现的一艘阿拉伯沉船,该船由广州经东南亚前往波斯湾途中沉没。根据文物出版社《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记载,“船上装载唐代中国瓷器约6.7万件,其中长沙窑瓷器就达5万件。长沙窑是唐代最重要的窑址之一。”

秦大树在讲座中透露,黑石号中,越窑瓷器的数量为200余件,在整个船货中所占的比例仅为0.2%。这实际上反映出当时在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港口是扬州港。

●印坦沉船(南汉王朝覆灭之前)

当时最活跃港口应该是

明州港(今宁波)和广州港

秦大树介绍,印坦沉船是位于雅加达以北150公里印坦油田附近的一条沉船,1997年发现,这条船的时代根据出水带纪年银锭上的刻款和其它资料,发掘报告认为应是918至960年,并有可能晚到960年之后数年。杜希德、思鉴通过对沉船出水银锭产地的研究和对陶瓷的观察,认为其时代应为930到970年之间,即南汉王朝覆灭之前。该沉船也出水了大批中国瓷器,正式发掘登记的瓷器数量是7309件,但其中广东产的一种青黄釉小罐(包括一种四平耳小罐)就有4855件,占了66.4%。剩余的器物中以越窑青瓷为主,所占的比例约在20%至30%之间,还包括了少量青白瓷、白瓷、东南亚产的细陶器和中东产陶器。

从印坦沉船出水的大量银锭和铅币看,主要货物是从南汉控制的广州港装船的。印坦沉船还出水了一些安徽繁昌窑的产品及少量北方系的白瓷器,这些瓷器应该是通过长江水道经扬州出口的。这说明,在10世纪中叶,扬州港尽管已经衰落,但仍然在使用当中。当时最活跃的港口应该是分别被吴越国和南汉王朝掌控的明州港(今宁波)和广州港。

●井里汶沉船(10世纪后半叶)

最初装货港口或是明州港

越窑成为最主要外销瓷

在讲座中,秦大树介绍,井里汶沉船的时代恰好排定在10世纪后半叶,在印坦沉船之后不久。在出水的49万多件器物中,中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应在30万件以上。

在发掘时发现这条船装船的方式与黑石号不同,是在船舱内先在龙骨间放置短木枋,所有的越窑碗盘类器物都一排排整齐地架放在木枋间,是明显的初始装船状态。

这种情况表达了两种可能:

第一,这条船最初的装货港口就是明州港。

第二,在中国南海到阿拉伯海贸易圈中最重要的中转港口——室利佛逝巨港(Palembang)的库房当中,应该有一个大规模存放越窑瓷器的库房,因此可以以数十万件的规模装运越窑瓷器。

由上述几条重要的9-10世纪的沉船资料可以看到,9世纪前半叶越窑瓷器的外销还十分有限,最重要的外销瓷器是长沙窑瓷器和广东产青瓷。最迟到10世纪中叶,长沙窑就已经完全退出了外销瓷器的行列,而以广东产的青瓷和越窑瓷器为主。到了10世纪后半叶,越窑瓷器一跃而成为陶瓷外销最主要的产品,成为当时中国向海外输出量最大的一种瓷器。

(本文相关资料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分享到:
  以上内容版权均属广东新快报社所有(注明其他来源的内容除外),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本报协议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