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发现及打捞发掘前后历经三十余年，培养了一大批考古人才

我们要明晰和阐释“南海Ⅰ号”的所有时间和空间范畴内的文化内涵。

撰文：肖达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水下考古工作，一直参与“南海Ⅰ号”等广东及国内沿海多个水下考古项目。其间还主持广东大埔余里窑址、上川岛大洲湾遗址等考古发掘工作，发表相关考古简报和论文数篇。）

2021年10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开幕式发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广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和“广东‘南海Ⅰ号’沉船”两个项目入选。“南海Ⅰ号”的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前后历经三十余年，是广东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我国水下考古学科领域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发展历程。

中国水下考古起步阶段，国家围绕“南海Ⅰ号”培养了几期水下考古队员，其中就有后来整体打捞和保护发掘工作的历任领队们，基本奠定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起步的人才基础。为此，广东省也培养了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他们基本都全程参与广东“南海Ⅰ号”、“南澳Ⅰ号”等省内多个大小水下考古项目，为广东水下考古提供了人才保证。后来还经常驰援全国各地包括近年致远舰、经远舰、宁波小白礁、西沙等著名水下项目，甚至海外的韩国“马岛一号”沉船等国外项目等。因此，“南海Ⅰ号”对中国水下考古的开创性确实可与殷墟对于中国陆地考古的开创性意义相媲美。

包含许多不可预见文化信息

1987年初，交通部广州海难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合作，在广东省台山县川山岛附近的海面进行探测作业，没有发现荷兰商船遗迹，却意外发现一条古代木船，即“南海Ⅰ号”沉船。国家先后组织开展过多次水下搜寻、物理探测、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等工作。2007年，在多次水下考古工作基础上，我们以空前的整体打捞方式，完成钢沉箱静压下沉和水下穿梁后，把5500吨的钢沉箱包裹的“南海I号”古沉船及其船货整体起吊出水，最后采用气囊拉移的方法平稳移入专门为之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整体打捞也是最贴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原始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的方案。水下考古资料不仅仅是精美的瓷器，“南海Ⅰ号”中更包含着许多不可预见的历史文化信息，就是“南海Ⅰ号”船体本身也只能通过整体打捞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南海I号”整体打捞的成功，开辟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和新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为此，“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及保护荣获文化部创新奖、国家文物局颁发的“2009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一等奖以及中国航海协会一等奖等。

通过数字化手段，可将数十万件文物“恢复”到原始位置

整体打捞后沉船保存环境的不断改变及沉箱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能和承重能力受严重威胁等原因，迫使我们必须尽快进行考古发掘及相关保护。经数年多方努力筹备论证，2012年即开始组织场馆改造，建设发掘平台，架设机械运载天车，引入现代化车间工程管理运作系统，架起光源稳定可控的平行光源灯阵，采用最先进精确的测绘技术和各种影像、三维模型等数据采集模式，建设了配套现场考古发掘的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建成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考古实验室。其中，“南海I号”保护发掘数字化采集项目还荣获2021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银奖和全国优秀测绘工程银奖。由于数字化采集工作的参与，“南海Ⅰ号”所有提取的文物准确的三维坐标与层位关系记录，可以做到将数十万件文物通过数据模型客观真实地恢复到原始位置状态，为马上面临的考古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及保护展示利用提供坚实学科基础。

2013年底“南海I号”保护发掘工作全面启动，2015年完成沉船本体及船货以上的堆积清理，基本暴露出船体隔舱板以及船舱内未被扰乱的整齐摆放的船货堆积。此间的清理用田野考古的发掘方式见证了沉船沉没下压，到海水激荡冲击扰乱，海生物侵蚀，淤泥掩埋，再到意外发现，水下调查、发掘，到最后打捞的整个过程，同时也为水下考古沉船考古甚至陆地田野考古发掘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对比借鉴和经验，进一步完善水下与田野两方面的考古学学科理论建设。

清除上部淤泥和部分凝结物后，沉船表面轮廓基本暴露，船体结构较为完整，船型扁肥，有14道木质隔舱板，舱壁板上部残损，下部保存较好，共13个横向隔舱。船艏至船艉各船舱显露的船货主体状况较为清晰，除甲板以上主要装载铁锅和铁钉外，舱室内主要为码放整齐的各类瓷器，部分舱室上部码放铁锅和铁钉，各类船货码放整齐，分布及装载具有一定的规律。其中既有船货，还有船上的生活用具及旅客所携带的贸易用具或随身物品等。船货构成丰富多样，其中陶瓷器几乎囊括了当时南方主要窑口与瓷器种类，多产自浙江、江西、福建以及广东本地窑口。现统计发掘文物已逾18万件套，其中瓷器约16万件套，铁器凝结物124吨。“南海Ⅰ号”发掘过程中层位学的考察与分析，确定了沉没前与后船上的各种状态，此后，对船体和所载遗物进行分析，是分析了解沉船整个历史文化过程的条件和基础，也是为了解其装载过程及船上聚落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凭这时期的阶段性成果，2020年5月5日“南海Ⅰ号”保护发掘项目成功入选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正紧锣密鼓开展考古资料的全面整理工作

“南海Ⅰ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其蕴藏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在此优越发掘条件下，我们引入聚落考古理念，将“南海Ⅰ号”作为某一时间节点上高度浓缩的聚落形态，对海洋沉船的埋藏环境、古代贸易活动和海上生活、沉船遗址的海洋生态、古代中外生物交流等进行综合研究。我们的保护发掘正是在无限接近全面提取揭露这些庞大的信息，这正是最初整体打捞的构想和初心，同时也对水下考古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水下考古是田野考古向水下的延伸，聚落考古是从田野考古中引入沉船考古的概念与方法。作为田野考古而言，单个遗迹或相关遗迹组成的遗迹群落（含遗迹所包含的遗物）构成了聚落考古考察、研究与分析的对象，通过缜密的发掘，依托地层关系，用聚落分析的方法，读解遗迹的构筑与使用、废弃过程，遗迹、遗物所蕴含的诸如社会等级、人工构筑的功能和功能分区等是常见的做法。作为一艘沉船，“南海Ⅰ号”船体保存较好，是一个较为完整的遗存单位，根据层位关系再确认哪些是“南海Ⅰ号”正常航行时的遗存、哪些是与沉没过程密切相关的遗存、剔除沉没之后的各类扰动，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航行开始前装载货物和生活物资的过程并对其船上聚落的社会生活进行重构。这也是海洋考古学先驱人物基思·马克尔瑞所强调的，考古学家更关心的是沉船沉没前的所有相关社会文化信息。借用新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的话来说，就是要明晰和阐释“南海Ⅰ号”的所有时间和空间范畴内的文化内涵。

当前，“南海Ⅰ号”现场在抓紧完成沉箱内残余海泥清理工作的同时，正紧锣密鼓开展考古资料全面整理工作。同时，在大体了解了“南海Ⅰ号”正常航行、沉没过程的堆积状态后，我们将进一步深入了解其航行航线与航迹，或者船上各类船货如何从生产地流通到沿海港口集散地，又如何各自或统一被装上古船。

如“南海Ⅰ号”出土的金叶子中，“王助教”款的店铺以及“韩四郎”款的店铺地址均可在南宋时期临安金银店铺分布图上找到自己的地址。从“南海Ⅰ号”的出土文物并结合文献的综合判断，其上货的第一个地点就可能是现在的杭州，南宋之临安。而作为沉船最大宗商品的陶瓷器，多达十多万件（套），分别产自江西、浙江、福建等不同窑口，其集散地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然而当前船上大多陶瓷器，学术界的认识仅停留在笼统宽泛的省市级地域窑口生产区，却不能明确其流通过程与集中上船过程。“南海Ⅰ号”需要回到陆地，回到出航的港口，回到船货集散的古代都市，回到船货生产加工的大陆腹地。为此，“南海Ⅰ号”数年来都有意识开展国内相关陶瓷产地考察研究工作。

而我所也主动开展广东南海地区与“南海Ⅰ号”陶瓷相关窑口调查研究工作。其间得到省文物局和佛山市、南海区及相关乡镇村委文化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并与广州南越王博物院保持密切联系和交流，取得初步成果，基本明确“南海Ⅰ号”部分陶瓷可能来自广东南海相关窑口，甚至“酒墱”的读法也与粤语习惯相互印证，而且船上这些陶瓷功能属性和流通贸易路线都与南宋广州这个古代大都市密切相关。

具体成果有待“南海Ⅰ号”考古整理工作的实际性进展，以及南海区相关窑口调查研究和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等出土相关陶瓷对比研究工作的深入。广东同时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两个项目之间的联系，也彰显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广东的历史地位，真实的海洋文化历史比文献记载更加丰富多彩。

（本文原载于“广东文物考古”2021年11月4日。原题为《南海瑰宝再续伟航——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广东“南海Ⅰ号”沉船》。作者授权本报刊载。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