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航万里，殷繁要会。广州，自公元8-10世纪的300余年间，在沿海与内陆持续进行着经济互动，于海外贸易领域，更是不断有新的拓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李庆新认为，从考古发现看，这是南海贸易的第一个“广州时代”。“这个‘广州时代’从汉晋以来稳步发展，进入唐宋时期，是鼎盛时期开放富强的大时代的象征，也是东西方以海洋为纽带，和平交往、文明交流的象征。”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壹
300余年主导南海贸易
市舶始开，从唐朝起。根据资料记载，随着海上交通贸易的迅速发展，隋文帝于开皇十四年（594年）在广州建造了南海神庙，祈求海贸平安；唐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首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番货海贸。
2021年10月11日至12日，由广州海事博物馆、广东历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唐宋时期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南海神庙侧畔、广州海事博物馆举行。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从考古发现看8-10世纪广州贸易——南海贸易第一个“广州时代”（提要）》的发言。他以与唐五代南海贸易有关的考古发现切入，探讨了唐代市舶制度及职官选任、海外贸易与进出口商品结构、海外市场需求与相关外向型经济增长、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互动等社会经济问题。
援引资料，李庆新介绍，“1980年代西安出土了广州都监兼广州市舶使李敬实墓志铭（拓本）、岭南监军、市舶使刘楚江进银锭（拓片），对研究唐代市舶使以及贸易税收，均有重要价值。……1984年4月在陕西泾阳出土《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记录贞元初年（785年）宦官杨良瑶从南海，循海路，出使大食国的海上交往事件。”
其他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还包括在广州的一些遗址项目。比如南越王宫殿遗址出土的南汉波斯蓝釉陶片、2018年8月-2019年7月在广州市解放中路以东、惠福西路以南的解放中路安置房项目考古发现，3000多件（套）文物包含大量晚唐五代南汉陶瓷器以及木履等，“遗址邻近西湖、蕃坊，表明这一带是居民区、商业区、手工业作坊区，生产、加工手工艺品，有可能供外销”。
而据此前南越王博物院给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10世纪的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前者出土80枚银铤，部分著有“桂阳监”三字，同船伴出100多枚南汉国“乾亨重宝”铅钱；后者出土文物更为大宗，以数十万计，其中南汉国“乾亨重宝”铅钱达7000多枚。由此可见，南汉时，广州实乃中西海上交通贸易之重要港口。
李庆新也在文章中写道，“公元8-10世纪300余年里，东西方海上交往与海洋贸易并没有因为唐帝国走下坡路、进入五代十国分裂割据时代而受很大影响”，“广州继续主导着南海贸易，尤其南汉朝廷对南海贸易的重视、对南海的经略，较之唐朝有过之而不及”。
贰
当时没有哪个港口，
有广州那么多“荣耀”指标
“在8-12世纪南海贸易圈中，中国沿海、东南亚国家港口，没有哪个港口像广州那样完完全全拥有这么多‘荣耀’指标”，李庆新表示。
他写道，唐朝在国家层面于广州建立市舶使，“奠定了广州作为唐朝面向海外的门户、海陆邦交贸易的管理中枢地位，因而广州在南海贸易被赋予首位性、中心性地位和功能”。
“广州贸易植根于唐朝全国经济体系，拥有广阔的内陆经济腹地-市场腹地-全国市场，同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到广阔的东亚-印度洋-东非市场，与室利佛逝、南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帝国巴士拉、尸罗夫等重要港口有直接或间接的海上交通，成为‘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在当时的海洋世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可以这么说，在南海贸易圈中，中国沿海各港口、东亚国家各港口，没有哪个港口像广州那样拥有崇高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东西方海上贸易进入第一个‘广州时代’”，李庆新表示。
这个“时代”在南汉乃至宋代，是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陶瓷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所长秦大树，日前在就《井里汶沉船的发现与相关问题讨论》的讲座上，就提到较早前的印坦沉船，“从印坦沉船出水的大量银锭和铅币看，主要货物是从南汉控制的广州港装船的”，而李庆新也在《从考古发现看8-10世纪广州贸易——南海贸易第一个“广州时代”（提要）》一文中明确写道，“从印坦、井里汶两艘沉船发现的中外器物数量、种类来看，南汉政府似乎直接介入了这一贸易，可以看出南汉海外贸易是稳定繁荣的。”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李庆新介绍了南海贸易的两个“广州时代”。11-14世纪，随着南宋泉州等港口的勃兴，广州受到挑战；而15-18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长期设置市舶司、海关的广州重返明清帝国主港地位，尤其在‘一口通商’时期独占欧美海上贸易，东西方贸易第二次进入‘广州时代’。”
[本文相关资料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提供；图片由《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提供，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