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术史家陈传席: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六朝画论研究》是著名美术史家陈传席的重要研究著作。8月27日,因该著作的增修版即将发售,他专程来到了广州,与读者分享了该书的论述以及个人的感悟。对于近日“粤藏宋元书画特展”引起“宋元绘画精神”话题,陈传席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深入阐述了他对五代与宋代书画发展脉络的理解和认识。
山水画高峰在五代 北宋多“保守”“复古”
陈传席对于宋代山水画的评价颇令外界惊讶。他表示,“历来的研究家都说北宋绘画如何伟大。宋画研究专家们主张研究中国古代绘画以北宋为中心,因为北宋绘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高峰。这些都是凭感情或耳食下结论,缺乏史料佐证。”他认为,“五代宋初山水画高峰,宋初的高峰实是五代上升的惯性。”
随后,陈传席详细阐述他的理由。他认为:北宋中、后期山水画的总趋势,基本上可用“保守”“复古”四字概括。其次还有一个“变异”的别派,却未形成主流。“其实,整个北宋的绘画也基本如此。我们说五代宋初山水画高峰,宋初的高峰实是五代上升的惯性”。
为什么说宋代山水并无大家?陈传席解释:“从五代到南宋的山水画大家,如前人总结的那样,是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这里基本上都是五代和南宋的画家,和北宋中后期并无关涉。荆、关、董、巨实是五代四家,李成、范宽加上关仝,被郭若虚称为‘山水三大家’,元汤至则称李、范、董为‘三大家’,并非‘宋初三大家’,更非‘宋三大家’,关仝是五代初期人,董源是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人,李成主要活动于五代。如果把生于五代末的范宽算作五代遗响的话,则不仅北宋中、后期,实乃整个宋代山水画并无大家可言。”
惟摹范宽者谈不上超越
惟摹李成者没有大成就
陈传席认为:画风的成熟,往往也就是它的尽头。任何一种画风,发展到成熟的高度,再不变革,就会出现流弊,或者出现死气沉沉的状态。想一直保持这种成熟的高度是困难的。
五代宋初山水画成熟而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后学者争相临摹。诚如郭熙总结的那句名言:“齐鲁之士,惟摹营丘;关陕之士,惟摹范宽。”倒是这段画史中“保守”特征的实录。而且“齐鲁关陕,幅员千里,州州县县,人人作之哉”(见《林泉高致集》)。不过临摹皆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陈传席举例说明:当时,惟摹范宽的代表画家有黄怀玉、纪真、商训等,“然黄失之工,纪失之似,商失之拙”(《画鉴》),都没有达到范宽的水平,更谈不上超越。这几位“惟摹”画家,连《宣和画谱》都不载,《宣和画谱》还特别提到商训,说他“不能造古人之兼长,谱之不载,盖自有定论也”。黄、纪二人,画谱连名字皆不曾一提。我们现在虽提到这几位画家,乃是为了反映当时“保守”“惟摹”的气氛才提到的。
惟摹李成的代表画家有许道宁、李宗成、翟院深等,然“许道宁得成之气,李宗成得成之形,(翟)院深得成之风”(《圣朝名画评》)。其中除了许道宁的画略有些影响外,余皆谈不上有什么大的成就。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惟摹范宽的画家也不多了,保守“保”到惟守李成一家之法,直到中期之后的郭熙和王诜。但是这一段画史上并非绝无山水画。
在惟摹李成、范宽的风气下,略早于许道宁等人的倒有燕文贵、高克明、燕肃等,其山水画较有一些特色。燕文贵的山水画被时人称为“燕家景”。他的山水画质朴灿烂,直笔、曲笔、渴笔、破笔一齐来,似乎不是死守某一家,记载中说他的画学郝惠。郝惠并无大的影响。燕文贵的山水画之所以在当时有一些特色,乃因他能不随波逐流,不死守一家法。然而他的画,如果说是如何了得地突破了当时的习气,倒也未必。黄山谷《题燕文贵山水》云:“《风画图》本出于李成。”其实,他们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李成的影响。高克明的画温润、整饬,亦不同于当时的画风。他也不惟摹李成一家,而是“采撷诸家之美,参成一艺之精”,而且特重生活,喜游佳山水,穷幽探绝,作画前胸中自有丘壑。当然,其最终成就仍不能和五代的一些画家相比。
商品化降低了宋代绘画的艺术水准
宋代绘画商品化的现象,也是陈传席关注的方向。他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绘画,有一部分成为商品。”
因为燕文贵就是靠卖画发迹的,其后的许道宁售药时,随赠一张画,以吸引顾客购买他的药物。和燕文贵同时的佛道鬼神画家高益,开始也是卖药以自给的,也曾“每售药必画鬼神或犬马于纸上,藉以与之,由是稍稍知名”(《图画见闻志》卷三)。“唐代之前,因佛教的需要,曾使一部分贫困的画家出卖劳动力。宋代开始,绘画成为商品,一部分画家可以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生存”。
“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绘画品变成商品,很多文人画家完全靠卖画为生。但是历来的绘画商品化,都不能使绘画的艺术性提高,而是绘画的艺术性增高了它本身的价值。这一时期的文人作画自娱者有燕肃、宋澥等人,不过成就皆不是甚高。所以,这一时期,绘画基本上处于保守阶段。”
山水没有成为宋代画家精神的第一需要
追究其中的缘由,陈传席认为:宋代山水画家真正的“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如五代隐士那样一生居住山林,游荡于山水之间者甚少。他们的精神也不可能完全和山林相通。
正如郭熙所说的,“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既要事君,又要事亲,焉能专意于山水?虽然郭熙本人“少从道家之学……本游方外”,这是他山水画在当时出色的原因之一,但后来还是“教其子思以儒学起家”(《宣和画谱》),主张到朝廷做官。虽慕山水,而不必隐居于山水间。画山水,而不沉浸于山水之间,至少说山水没有成为精神的第一需要。或身处庙堂,作应制之作;或身处闹市,制作商品;或官余戏笔自娱,而不像宗炳那样“澄怀味象”。所以,缺乏真性情,而靠临摹前代作品,粗制滥造,成为一时风气。同时前代作品在人们心目中已有定论。如李成的画,早为世人瞩目,临习李成画风也易为朝廷或富人所接受(甚至到处伪造李成的画),这恐怕是山水画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五代的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皆一生居于山林之间,既不把山水画作商品,也不把山水画作为供人玩好的工具,而是心无杂念、终生潜心于山水画的研究。荆浩还特别指出,“嗜欲者,生之贼也”,“终始所学,勿为进退”。一是研究,一是制作;一是发自真性情,一是发自外界的刺激。宋代画家,在这些方面是不能和五代的山水画家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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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席
著名美术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