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每一块石板都见证着光阴流转，
每一栋建筑的轮廓都讲述着历史的篇章，
每一片砖瓦都潜藏着重新理解和读懂广州的可能性……
作为新版《广州文物志》的配套通俗读物——《文物里的广州》日前正式出版，这既是广州故事的崭新表达，也是城市历史文化的汇融整合与创新传播。
《文物里的广州》执行副主编、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表示，精选全市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藏品、考古遗址、文物建筑，秉持专业性、趣味性、普及性理念，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深邃意涵和生动故事，展现其艺术之韵、科技之光和人文之情，再现广州城脉、文脉、商脉在历史长河中交织演进的壮丽图景。
再现广州城脉、文脉、商脉在历史长河中交织演进的壮丽图景
《文物里的广州》全书分“城脉：由来是广州”“文脉：纳四海新风”“商脉：不朽的门户”三部分，以《广州文物志》《广州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精品图录》和2021年文物部门评选的“广州考古百件文物精品”为基础，精选全市最具代表性的125件文物和38处考古遗址、文物建筑，撰成73篇短小精辟的文章。
曾玲玲介绍，“三脉”贯通着广州的根与魂，更蕴含着城市永续发展的精神动力，通过“三脉”将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古遗址、古建筑和珍贵文物串联起来，深入挖掘其中的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
“精选全市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藏品、考古遗址、文物建筑，秉持专业性、趣味性、普及性理念，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深邃意涵和生动故事，展现其艺术之韵、科技之光和人文之情，再现广州城脉、文脉、商脉在历史长河中交织演进的壮丽图景。”曾玲玲说
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汉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
书中介绍，位于越秀区西湖路光明广场负一层的西汉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作为目前世界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水闸遗存，它反映了秦汉时期的水闸建造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研究秦汉时期城市水利设施、南越国都城南界、珠江岸线变迁、古代水系治理以及古代木构建筑技术等至关重要。
无论从工程的规划和建设方案，还是从建筑技术和工艺来看，南越国木的构水闸遗址都与现代水闸的原理基本一致，它凝结了古代工匠的智慧，堪称古代治水工程的辉煌成就。
印纹硬陶是岭南出土文物中独有的形制
通过日前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人间镜像——广州汉晋墓葬的生命叙事”展览可以了解，考古发现不少墓葬形制是独属于越人的，这也是反映本土葬俗文化的一方面。其中，在墓葬底部设置腰坑就是其中一个特点。“腰坑形状并不固定，有些是圆形，有些是方形，腰坑内还会放置不超过两件的器物，通常只放一件，而且也不固定，有陶器、青铜兵器以及青铜用具等。”该展览的策展人、广州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霍雨丰介绍。越人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会在墓的底部铺设一些小碎石，这一点在当时的汉人墓中并没有发现。“先秦时期，岭南出土的陶器上常见到各式刻画符号，包含数字、象形字等多种，是本地越人用于计数、示意的陶文刻符，随着秦汉时期推行文字统一政策，西汉中期开始这些陶文刻符逐渐消失。”
还有一岭南特色的文物需要强调，霍雨丰在介绍中提到，岭南的印纹硬陶从先秦开始发现，是岭南出土文物中独有的形制，这是岭南最具特色的出土文物之一，其形制在南方形成流传，并影响中原，只是这种器型比较普通，并未受重视。
当时世界最长的“广州通海夷道”
《文物里的广州》介绍，唐代开通了从广州至波斯湾、大食国（今阿拉伯地区），再向西达东非、红海这条当时世界最长的“广州通海夷道”，而且向东还有通往日本、高丽的航线。至迟在唐开元二年（714年），唐朝政府已在广州设置了总管外贸事宜的长官——市舶使。
唐宋时期广州蕃坊的区域，大约以今天光塔路的光塔为中心，南抵惠福路，东以米市路、朝天路为界，西至人民中路，北到中山六路。蕃坊所在的区域靠近唐代海船停泊的港口，而光塔曾是唐宋时期来往广州的海舶的航标，只是后来珠江北岸不断往南推移，才使蕃坊所在地逐渐远离了珠江。
出土西晋文物中首次出现“广州”
黄武五年（226年），东吴政权君主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二州，正式出现了作为行政区划的“广州”一名。
而从文物证史的角度看，现今已出土文物中首次出现“广州”一词，则是来自“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砖，这是1954年出土于广州晋墓中的文物。
《文物里的广州》介绍，砖瓦铭文，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中的一部分，有着重要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广州的晋墓中，考古人员先后发掘出诸多西晋末年永嘉时期铭文砖。该类“永嘉”铭文砖除广州地区外，粤北之韶关、连州以及广西梧州等地都有发现。均为纪年兼吉语砖，少量还有制作者信息，从永嘉元年（307年）至七年（313年），各年皆有，制作年代最晚者应为永嘉七年或稍后。从铭文砖大多出土于广州来推测，这些砖应在广州制造后传播他处。
而“广州人”这一称谓开始出现，则应在汉晋之际，其时各州不同群体、不同民族南迁至广州，与当地融合，汉晋之间又是丧葬模式从厚葬向薄葬转变的转折期，这一转变在岭南地区虽然显得相对缓慢和滞后，但那一块块带有吉祥语的两晋纪年的墓砖又在暗示着，“广州人”对于生死的执念似乎有所改变，活在当下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珠饰为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路径提供实证
值得一提的是，多个考古实证，广州千百年来的海外文化交流，体现出广州开放的文化特质。其中，横枝岗西汉中期“癰顺意”墓出土了六棱短柱形透明水晶珠3颗，榄型玛瑙珠5颗，扁圆形浅棕色琉璃珠1颗。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繁盛，大量珠饰涌入番禺，成为贵族间流行的“奢侈品”。汉至南北朝时期，玛瑙一直深受贵族喜爱。而登峰路游鱼岗西汉后期墓也出土250颗红玉髓玛瑙水晶玻璃珠饰，霍雨丰介绍，“截角六方双锥形水晶珠是典型的外来珠饰，红玉髓则是由南亚和东南亚输入而来，这一珠饰为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路径提供了实物证据。”
类似的情况，在西村皇帝岗晋墓也出土了“琉璃及石榴石珠饰”，“石榴石在广州汉晋墓葬出土较少，印度和斯里兰卡盛产宝石级石榴石，这串石榴石很有可能由南亚地区运输而来。”霍雨丰说。“广州汉墓考古出土材料显示，东汉时期本地汇聚各种材质珠饰，水晶、红玉髓、玛瑙、 青金石、绿柱石、绿玉髓、石榴石和琥珀等宝石屡见不鲜。”
广州文物“威水史”
在广州诞生
我国第一部地区性异物志
东汉时期，今海珠区下渡路一带出现了著名的学者——杨孚。东汉章帝朝举贤良，杨孚参加对策，成绩优秀，被拜为议郎。他著有《南裔异物志》，记载了岭南的植物、动物、矿物等丰富内容，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异物志。
《广州汉墓》的编撰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在其《广州汉墓》一书中，对南越国、两汉时期广州水上交通和海外贸易、岭南地区干栏式建筑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探讨，这是第一次较系统地以考古资料为主、文献史料为辅，对两汉时期广州社会面貌进行全面研究。《广州汉墓》是广州第一本田野考古发掘专刊，这本著作即使放在全国考古界里，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无论是他编撰体例还是研究内容，极具重要参考价值，至今仍然被学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