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热”是近年艺术圈讨论比较热的话题之一,恰逢“时代·速写——第四届广州速写作品展”日前在黄埔图书馆开幕,有关“速写”“写生”等话题再次引起业界关注,其中,著名画家史国良、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王孟奇等名家接受收藏周刊记者专访,专门围绕“写生热”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史国良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美术界很多画家的写生水平都很低,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不该过于强调笔墨趣味, 减弱写生
收藏周刊:您怎么看写生?
史国良:扎根人民,深入生活,直面现实,写生作为一种现实的观察方式,是生活与创作之间最重要的桥梁。那个年代的画家为什么画得好,因为没有照相机。
收藏周刊:“写生热”的现象,甚至有人提出要警惕。
史国良: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我们不但还没有真正到“热”的程度,反而是太缺写生了。有人提出要“警惕写生热”,所指的那种“写生”并非真的写生,而是一种赶时髦、走形式,几十人走到一个名胜古迹去,更多的是游玩,甚至可认为是作秀。现在不是写生太多,而是太少了,甚至真正的写生面临消失的境况。
现在美术界很多画家的写生水平都很低,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很多在院校里的老师,都长期不画写生,也从来不给学生示范。
收藏周刊:古人有写生吗?
史国良:有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都是写生的,没有写生的技术怎么能画呢?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黄筌的《写生珍禽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都是写生的。只是到了明清文人画之后,强调玩笔弄墨,笔情墨趣,强调诗书画熔于一炉。过于强调笔墨趣味,减弱写生,这是不对的。
实际上,在元代以前,都强调写生,而且特别强调。汉唐北魏到宋,都非常强调。画像砖那些都是写生的,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如果当时没有这些艺术家记录历史,恐怕也是历史的一个缺失啊。所以,绘画也是人类记录生活最早的艺术形式。甚至岩画,也都是写生的,打猎等场景都是写生的。现在很多艺术都流于形式,过于强调形式、观念,缺乏了内容,缺乏了技术含量。
“无感而发,
无病呻吟的画作太多”
收藏周刊:也有人说现在很多写生不叫写生,而叫“写熟”。
史国良:熟代表套路、概念,画“油”了,过于模式化。写生一方面应该是活生生的,另一方面是写“生疏”,也就是多关注我们不熟识的事物。
收藏周刊:这种现象您留意到吗?
史国良:很多。很多画家都这样,几乎占九成以上。真的能像黄胄、周思聪、卢沉、杨之光、刘文西等老一辈那样写生的,非常少,寥寥无几。
收藏周刊:您怎么看“默写”?
史国良:默写也很重要啊,默写的前提是画家对一些动态,事物特征要烂熟于心。假设要画一个“收麦子”的场景,如果画家不熟识的画,怎么能默写?甚至默写出多个角度?
收藏周刊:默写会容易导致套路化?
史国良:确实会,默写最大的问题就容易套路化,但默写能增加画家的想象力。如果认为现场写生,人画到一半,突然走了,把它默写完整,就等于默写,这是对默写狭义的理解。真正的默写是用心记录生活、熟识生活。要默写,必须是观察入微。
收藏周刊:您对近年来青年画家的作品呈现出来的面貌印象如何?
史国良:主要的印象是过于制作。描啊、皴啊、设计等感觉太浓了。过分的描,而并非画的。还有一类是模式化,尤其全国美展,很多作品过于套路,照片式的摆拍。这就是长期不写生,过于依赖照片的后果,很多画家甚至到了没有照片就创作不了的程度。还有一个印象就是编,脱离生活,完全是编画,缺乏生活味,无感而发,无病呻吟的画作太多。
王孟奇:如果过于依赖写生
容易忽略其他的文化储备
中国传统强调的就是“外师造化,中的心源”。是观察与艺术表达的完整系统。早在古代,我们就解决了“认识对象跟表达”之间关系。但现代人却感到了迷茫,这一点跟西方思想传入不无关系。尤其是早期西方绘画的传入。西方的写实主义艺术方式是科学研究的附属品,相类于科学实验室,它们是以物理学的视角去观察事物的,在绝对条件下去研究对象的体积、空间关系、比例、结构关系、光影关系等。
受西方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很多中国画家都有过迷惘阶段,以为科学就是先进的。其实艺术的先进与科学的先进是两回事。
谈到“写生”,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还不能确定这个词是中国古代就有,还是从外面翻译过来的。“写生”,从字面上理解,是科学的,是合乎艺术规律的。“生”是生命体,是活的,“写”带有主观能动意识,两者结合,以强调艺术表达的生动与鲜活,而非刻板的再现。
当然,“写生”是一种相对直观的表现对象的方式,写生有写生的用处,多观察生活,多直面自然,会有更多新鲜的启发。但绝非艺术表达的全部。中国画,如果能读点书,加上自己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与融汇也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不一定把某种训练模式的作用绝对化。
对于“写生热”的问题,孰对孰错也是见仁见智,无须强求。在我看来,如果过于依赖写生,容易忽略很多其他的文化储备。因为完全对景写生,就不需要特别的文化构思,有时会把创作思考简单化了。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每个历史阶段优秀艺术成果的出现,到底需要怎样的文化生态。实际上,中国绘画史上每一次出现重大的绘画成果,几乎都经历过从思想资源,相关的文化成就的影响或洗礼,中国画的变化发展,必须要依托哲学、文学等文化成就的浸润与滋养。明代如果没有王阳明研究的心学,带来的认识观的改变,就不会有个人心灵的追求,也就难以产生明代中晚期的一大批文学家与画家。如果清代没有由朴学而引发的金石学成就与风尚也就很难形成中国画笔墨质地的变化,即所谓对金石意味的强调。而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一大批人都可视作清代学术成果的享用者,与此契合度越高者其成就便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