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外科医生必须保持冷静,但也必须有感性一面”
吴一龙教授是易采难写的人。谈专业与人生,他妙语如珠,但写起来却让人犯难:他是博大的人,冷静的外科医生、信奉务实精神的广东人、有前瞻性的创新者、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武侠小说爱好者,集于一身,难以寻找一个焦点。新快报记者与吴一龙的对话,也涉及到各个方面。
记者:您最喜欢的书籍是什么?
吴一龙:武侠小说,金庸、古龙的作品。一个科学家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现在设计的很多临床实验已经超出过去的知识范畴,所以科学家必须有想象力,而且这种想象力必须是培养出来的。
我经常看、非常喜欢看也推荐看武侠小说。我总是想,金庸怎么会想出这个情节,为什么他能想到我想不到呢?实际上这就是在潜移默化地培养推理思维和创新的精神。
记者:最喜欢的作者和小说人物分别是哪位?
吴一龙:小说人物中,我最喜欢小李飞刀李寻欢。我佩服那一句“手中无刀心中有刀”,他能把无形力量化为有形力量,这是一种境界。
最喜欢的作者是古龙,因为古龙把现代推理小说理念融入武侠小说,故事里有一环套一环的逻辑。另外,古龙非常符合我作为外科医生的性格。他前半生写的小说,还是那种一段一段的,到了《多情剑客无情剑》之后,他写的小说就是一句一段,语言节奏非常快速,干净利落。
记者:所以外科医生是这种干净利落、特别冷静的人吗?
吴一龙:当然必须是冷静的,甚至有时候必须是无情的。比如当我们要决定是不是做手术、敢不敢冒风险的时候,必须保持冷静,要判断有多大的风险,是否必须冒这个风险。但医生也必须有感性的一面,不然就变成技术至上的机器人了。
医生的感性体现在做决定时要考虑到方方面面。我们为病人选择方案时,不会只看疗效,我们会通盘考虑病人的家庭情况、经济情况。这不都是感性的东西吗?
记者:您会为病人选择治疗方案吗?一般医生是把利弊说明,让病人自己选择,因为选择里有风险。
吴一龙:举个例子,现在有两个治疗方案摆在这里,一个可能毒性大一点,有效但是效果差一点,但是医保能报销;另一个效果更好、副作用更小,但病人得自费。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家境不好的病人,这时候你一定要让他选择效果更好的那个方案吗?不可能的。
这是科学与医学最大的差别。科学是客观地选择最好的方案,但医学不同。你告诉病人,这个药能救命,可是他用不起,这对他心理打击有多大?我跟病人聊天的时候,不会问他有钱没钱,但会旁敲侧击地了解他的经济状况,根据他的经济状况,再选择一个最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一个病人都是我师。因为我很多灵感都来自于临床,所以病人的感受、承受能力,可能会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能否成功。这也是回答了上一个问题,医生不光要理性,解决问题也需要感性。
记者:很多观点,我是第一次听您说,包括“肿瘤总有一天会成为慢性病”“循证医学”,初听时觉得新鲜,现在成为行业共识,包括当年另辟蹊径研究被欧美放弃的易瑞沙。总是走在前面的感觉怎么样?
吴一龙:其实挺不容易的。现在回想起来是蛮危险的事情,不过是我们把这条路走出来了,后来者觉得我们像英雄。其实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历史罪人。但当时我们没有想过成败的问题,当时只是病人有要求,要用药,而我们只想看看病人试用这个药的效果。很幸运,第一个病人的用药效果就很好,这确实是从边缘走出来的一条路。
记者:您是一个爱冒险的人吗?
吴一龙:我不是很想冒险的人,但是如果我看准了一件事,就可以冒一定的风险。其实(冒险前)心里应该有了至少三分把握,没有把握的事情肯定不敢做。
在做出这个决定(试用新药)之前,实际上我已经和各国的专家交流了很多,比如与药厂代表交流药物的作用机理,在国际性学术大会上了解国外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这样我们才能在尝试前作出判断。后来知道了有基因突变,我们的把握就更大了。
记者:我认识您是在2002年。从您关注到易瑞沙这个药,开始了后来一连串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研究。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肺癌研究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的肺癌治疗来说,正是这样。可是我们当时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却完全察觉不到。
吴一龙:我们并不是第一个用这个药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发现(靶向药与靶点)之间有这种联系的人,但是我们抓住了机会去发现了中国人跟其他人种不同的地方。当时全国比我出名的专家很多,为什么别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现在回头看是运气吗?是,也不全是,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假如我不是研究肺癌而是其他肿瘤,我觉得我也可以走出一条非常灿烂的路子出来。
记者:这一路聊下来,我觉得最奇妙的还是,为什么是您?为什么刚好在这个时间,您想到了这些突破方向?为什么刚好选对了方向,还坚持下来了?
吴一龙:这可能是运气。但我有时候回头看,会觉得人生有三个节点对我特别重要。
一是中学时遇到一位私放我进入图书馆的老师。我读中学的时候是“文革”后期,我的语文老师对我特别好,图书馆封了,他就偷偷放我进去,让我在里面看书看个够。《静静的顿河》《白夜》都是那时候看的。我是1977年参加高考,作文写了一万多字。
二是大学时遇到讲哲学的医学老师。到中山医科大学后,又遇到一位教病理的老师。他每一次写板书都一丝不苟,哪个字写在哪个地方、幻灯投影在哪里,都设计好。他后来告诉我们,应该去学点自然辩证法。我们原本不喜欢看哲学书,但因为很崇敬他,所以我们组了一个三五人的学习小组。学了才知道真好,一生受益无穷。
我们学会了如何辩证地看世界、如何运用逻辑思维思考,其实就是在训练自己用一种系统方法看世界,而不是孤立地看世界。我们几人在学校期间,还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部医学史,从系统的角度分析每一种治疗手段的长处短处、未来走向。为什么后来我迅速接受了循证医学,就是这么继承过来的。
三是1986年赴德国留学。这是我的世界观形成最关键的时期。德国人很严谨,我在那里定下了基本的行为风格。
回想过来,第一个阶段是文学的感性奠定了人文温度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学会了从一个宏观和哲学的角度接近事件的本质。第三个阶段开始真正严谨地一步一步把它推导出来,还是用实证来奠定。
